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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一怪”冼星海

http://www.CRNTT.com   2010-09-11 10:45:10  


冼星海
 
   但冼星海很快被“改造”過來,不僅吃出了小米的香,還慢慢習慣了開會、聽報告,而且還愛上政治學習。他寫信給田漢說:“已徹底擯棄了‘為藝術而藝術’。”1940年3月21日,他給一位友人寫了長信,這就是冼星海十分珍貴的一份自傳,後以《我學習音樂的經過》為名發表,作為其學生馬可所撰《冼星海傳》重要附錄。據信可知,冼星海當時受到優待,每月津貼15元(含“女大”兼課津貼3元),其他藝術教員一律12元,助教6元。當時延安生活艱難,1938年的津貼標准為:士兵(班長)1元、排長2元、連長3元、營長4元、團長以上一律5元,毛澤東、朱德也是5元,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4元。惟著名文化人、大學者5—10元。1938至1939年抗大主任教員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貼十元。王實味、陳伯達每月津貼4.5元。發的是延安的“邊幣”,一元邊幣可買兩條肥皂或一條半牙膏或兩斤肉包子或十幾個雞蛋。

  也有人記述:“每人每月發一元邊幣,只能夠買一把牙刷一包牙粉,最困難時期,連這點錢也停發了。”相比之下,冼星海的優待級別已經是最高規格了。不過,藝術創造需要以燃燒熱情為基礎,而熱情燃燒確實離不開一定的充沛體力,沒有一定的物質基礎難以保持創作所需之精力。因此,“冼星海吃雞”並非小資產階級情調發作,而是“工作需要”。再則從結果來看,“吃雞”較之《黃河大合唱》,還有可比性麼?當年延安物質條件太差,“吃雞”方成一怪。
 
一邊抓撮白糖入嘴,一邊從超長煙杆吐出騰騰煙霧

  1939年除夕之夜,冼星海受邀來到延安西北旅社一間寬敞窑洞,與來自第二戰區抗敵演劇三隊的同志聚集一堂,聆聽三隊詩人光未然的新作《黃河大合唱》。這首大型組詩來自詩人兩渡黃河及在黃河兩岸行軍打仗的親身感受。400多行的詩句,25歲的詩人一氣呵成。從頭朗誦到尾,全窑洞聽衆的心脈隨著抑揚頓挫的詩句跳動。聽至最後一句“向著全世界勞動的人民,發出戰鬥的警號”,一片寂靜。頃刻,掌聲爆響。冼星海一直坐在靠門邊的椅上,此時霍然起身大步上前,一把抓過詩稿說:“我有把握把它譜好!我一定及時為你們趕出來!”同志們立即報以熱烈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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