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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與中國文化自覺

http://www.CRNTT.com   2010-11-02 13:31:38

費孝通、儒家傳統與文化自覺 　　如果只是打算勾連儒家傳統和費孝通，上面的話大致足已支持我的論題了。但一個重要問題是，如果不是牽強附會，那麼我在一開始時勾勒的那個費孝通又是如何同儒家思想勾連的呢？很多人會簡單追溯到費孝通早年(“五四”之前)受過的教育，“約四歲入蒙養院，六歲入吳江縣城的第一小學，”以及家庭的熏陶等。一個人幼年的教育確實會影響他的終生。但是這個回答不可能對。 　　真正建構費孝通與儒家傳統之聯繫的很可能是他們共同面對的那個農耕社會，那個鄉土中國。儘管時光流逝，多少次改朝換代，19世紀後期起中國更經歷了“數千年未見之大變革”，但直到費孝通中年時，中國廣大農村熟人社區的秩序問題基本還是當年孔子力圖回答的問題，普通農民基本還是沿用了儒家提出或概括的方案，並且基本有效。哪怕改朝換代，社會上層或者“禮崩樂壞”，或者“變法改制”，但“天不變道亦不變”，最終還是“禮失求諸野”。有或沒有儒家來表達，這樣的社會生活環境都需要這樣一套規則，並一定會作為實踐而存在。 　　在傳統的農耕社會中，永遠都存在這些問題，孔子時代如此，至少到費孝通中年時也還基本如此。在這個意義上，我甚至認為，傳統中國農耕社會的規範不是孔子或儒家的創造，與儒家的闡述和傳播也並不直接相關，相反，更可能是這種傳統農耕社區的內生秩序本身啟發了孔子及其後代傳人的表達。接受了系統西學教育的費孝通，儘管有了西方國家的社會組織和學說理論作為參照系，但只要他直面這樣的鄉土中國，就只能以現代社會科學來闡述和表達這種秩序。這種秩序內在於這種農耕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組織結構，其正當性來源於也受制於這個看似可塑實在堅定的農耕社會。 　　因此，在費孝通先生強調的“文化自覺”中，這可能是最重要的:直面對中國的現實，回答中國的真實問題；而不能僅僅關心中國傳統文獻或西學文獻中的問題。我剛才說的對費孝通和儒家思想發生及其關係的重構，則意味著，所有的知識都是社會的，為了社會的生存，所有的知識運用都必須是具體的和地方的，不可能存在獨立於社會生活需求的知識；要直面社會，而不是試圖在文字層面上進入某個據說是正確的文化或學術傳統(那不是為了社會的研究，而是為了“不朽”的研究)。如果不是首先在這個層面上達到文化自覺，就不可能有真正有意義的學術發展和貢獻。 　　對費孝通的探討還暗示了，必須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提下討論中國文化的復興、發展和貢獻，必須考慮在世界學術競爭中發展中國的學術和文化，因此很可能必須在社會科學的傳統中繼承、發展和表達中國的文化。這是另一種文化自覺。如前所述，費孝通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解說基本背離了傳統儒家的教義學或闡釋學傳統，他很少直接觸及儒家經典，他運用了社會科學的因果律和功能主義來解說儒家文化的實踐形態和有關這些形態的表述。但這些解說是非常強有力的。 　　儘管力求展示費孝通與儒家思想的關聯，但必須強調，費孝通顯然不相信新儒家的“內聖外王”，從中“開出民主與科學”之類的宣言。費孝通對人的分析，對制度的分析，他的功能主義，背後的假定都是理性的經濟人和社會人，他們都在追求自我利益和與自我直接相關的人的利益。費孝通重視道德，也承認“禮”和“禮治”的社會功用，但他的分析表明他並不相信無論是儒家或是新儒家的道德教誨，或是其他什麼文化教誨，本身可能完全改造平凡的人。費孝通的最高理想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他的最低理想:人類的和平和安定，每個人都能比較富裕像樣的生活，與其他人共存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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