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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的改革需要“給力”

http://www.CRNTT.com   2011-02-08 09:19:49

今天中國改革缺乏動力，就是因為既得利益坐大，而中央政府和人民之間又不能互相“給力”。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裡，中國所取得的成果就是政府和人民互相“給力”的結果。在1980年代，當時的執政者“給力”社會和人民，最形象的說法或者政策口號就是“放權讓利”。“放權”就是中央政府“給力”於地方政府，政府“給力”於人民；“讓利”就是中央政府把利益分給地方政府，政府把利益分給人民。地方和人民被“給力”了，又得到了利益，改革就充滿了巨大的動力。如果不“給力”於農民，中國的農村改革就不會取得成功；同樣，如果不“給力”於城市居民和工人，城市改革也難以成功。 　　中國“給力”於社會的第二波，發生在鄧小平南巡之後。南巡之後，中國發生了一波更大規模的“分權讓利”運動。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抓大放小”改革也是“給力”社會的過程。國家在組建大型企業集團（“給力”自己）的同時，把大量中小型企業，通過各種方式進行民營化。儘管在民營化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但之後造就了中國中小型企業的大發展。以中小型企業為主體的非國有部門，很快就超越國有部門，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 　　但是199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的改革動力快速衰退，最終發展到目前停滯不前的狀態。也就是說，改革不“給力”了。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也很簡單。1990年代後期以來，被“給力”的既不是中央權威，也不是社會，而是既得利益。 　　1994年稅制改革是為了強化中央政府的財政力量，這很有必要。但94體制是否真的“給力”中央政府？這沒有明確的答案，需要具體分析。94體制的確增強了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經濟的能力，但是並沒有“給力”於中央政府二次分配能力。94體制“給力”於中央，使得中央的財政收入在很多年裡，每年以兩位數字的速度增加，但同時中國社會的收入分化和財富差異也在以同樣的速度增加。也就是說，中央政府在“給力”自己的同時，沒有“給力”於社會。除財政外，其它方方面面的改革也有類似的情形。概括地說，199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的局面是“集權不讓利”。這種局面久而久之，造就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國富民窮”的結局。 　　“集權不讓利”在導致“國富民窮”局面的同時，大大“給力”了既得利益集團。1990年代後期以來，既得利益集團力量的壯大之速度是史無前例的。有三個因素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很關鍵的角色。首先是經濟的擴張。不難理解，如果“分權讓利”條件下的經濟擴張，“給力”的是社會，在“集權不讓利”條件的經濟擴張，“給力”的自然就是既得利益集團。在任何社會，因為既得利益集團在社會所處的戰略地位，其所能分享的經濟成果的份額自然也就越大。其次是政府方面缺失有效改革舉措。因為既得利益所能分享到的利益份額，本來就要比社會大，為了避免社會和既得利益之間的失衡，政府就要引入有效的改革，來制衡既得利益，把利益導向社會。但政府顯然沒有做到這一點。其三，更為重要的是兩次危機促成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更加被“給力”，即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在這兩次危機期間，政府為了有效應付危機，通過把大量的國家資源（財政、金融和其它的）導入既得利益群體（如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較之社會，既得利益具有高度的組織性，希望通過它們來有效抵禦危機。 　　現在，既得利益集團已經碩大無比。無論是社會還是中央政府，在強大的既得利益面前毫無辦法，正在導致諸多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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