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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轉型中的知識分子

http://www.CRNTT.com   2011-03-03 09:12:27

在政治領域，許多年輕的知識分子投入直接反對運動，或是擔任政治工作，或是參與“黨外雜志”的編輯工作，為政治反對運動提供進一步的理念與論述，尤其相對於70年代的早期黨外政治人物，這一批年輕知識分子更能與當時勃興的社會運動結合。 　　此外，在政治反對運動和黨國體制之外，幾位自由派知識分子如胡佛、李鴻禧等台大教授鼓吹政府施政應回歸憲法，廢除不合憲法精神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他們的高度社會聲望使其成為國民黨與黨外運動的中間傳話者；例如當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正式挑戰法律成立時，這幾位學者扮演關鍵角色，力勸蔣經國不應鎮壓。 　　也是在解嚴前後，台灣出現幾份重要刊物如思想性雜志《當代》、創辦以報道文學和攝影為主的《人間》雜志（作家陳映真創辦），以及較小衆的以學運知識分子為主的《南方》雜志。知識界開始引進許多新的西方批判性思潮如新馬克思主義，這又影響新一代的知識青年。 　　1988年、1989年分別成立了兩個知識分子團體“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和“澄社”，可以說是民主化乍現時期，知識分子的重要集結。前者是社會批判性強烈的學術刊物，後者則先是以早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主的“論政”團體，後來加入許多新生代學者，兩者在90年代前期人員頗多重叠，但後來漸行漸遠，並各自代表90年代中期至今台灣知識界的不同立場。 　　公共知識分子的衰落？ 　　後解嚴期的前幾年，由於媒體管制放鬆，出現許多新雜志和新報紙，提供了一個廣大的言論空間，讓台灣的論述領域十分熱鬧。許多學者恰好從國外帶回來許多新的批判觀念，為剛從戒嚴體制下解放出來的台灣提供許多不同面向的社會改革議程：性別、小區、族群、媒體批判等等。 　　那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年代。 　　但2000年之後，越來越多人感嘆台灣公共知識分子的隕落，最近台灣“中研院”副院長王森教授也在《南方周末》發文指出這個現象在這兩三年特別明顯。 　　一般對此現象的解讀，認為原因有三：第一，過去十年台灣學院中學術評鑒的專業化與數量化，讓許多學院知識分子沒有多餘心力去參與公共事務，只能被捆綁在學院中。第二，台灣媒體的日益商業化與輕盈化，評論版面日益縮小，不願刊登深度與嚴肅的論述性文章，這也使得知識分子難有發表與討論的空間。第三，台灣政治的藍綠分裂和“統獨”問題從90年代中期開始日益嚴重，原先在80年代一度團結的知識分子群體在90年代紛紛分裂，如上述澄社和“台社”，或是在90年代初成立以“後現代激進政治”為特色的思想刊物《島嶼邊緣》，甚至至今最長命的思想刊物《當代》雜志，都經歷和此有關的分化。這種分裂自然削弱知識分子的社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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