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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樁醫院血案的背後（下）

http://www.CRNTT.com   2011-10-16 08:13:20

不過在陳志華看來，進入實質鑒定之前，法院和司法鑒定機構來進行這種意見交流的情況在現實中非常少見。“法院來咨詢，鑒定機構要把醫患雙方提供的病歷材料全部看一遍，這就要投入時間和精力，但是又不能去收鑒定費。這還不是最關鍵的。重要的是，鑒定機構如果告訴法院，瑕疵不影響鑒定，而最終結果又是醫院不承擔責任，患者就會把怨氣轉移到鑒定機構。通常鑒定機構是不願承擔這種風險的。你可以去問一下北京市司法局司法鑒定管理處，每年可以收到多少患者的投訴？” 　　無法知曉東城法院有沒有和中天就病歷真實性問題展開交流。東城法院以“案件仍在審理中”拒絕了本刊記者的採訪。中天司法鑒定中心的謝和平主任則說得很簡短：“我們只對雙方都認可的材料來做鑒定，材料雙方有爭議，我們的鑒定只好中止。”自2009年9月醫學會出終止函之後，2010年11月4日東城法院才給中天去函要求鑒定。這將近一年的時間裡，東城法院一直沒有開庭，只有過幾次詢問。“在我的記憶裡，原被告雙方都到場只有一次。其他都是單方詢問，我們接受詢問比較多，同仁去的要少一些。詢問過程中，法官只是聽取我們對病歷的意見，但不會給出判斷。”楊律師說。而雙方不在場，就無法完成“質證”，也就不能達到質證的目的——幫法院來確定證據。在這段時間裡，楊律師也曾多次向主審法官劉宏凱詢問案件進度。在楊律師的工作記錄上，就有這樣的顯示。多數情況劉宏凱的答覆都是“按照程序，需要請示領導”。2010年3月之後，楊律師就不再寫記錄，“因為通話都沒有什麼實質性內容，案件沒有進展”。同樣在這段時間中，楊律師還在做王寶洺的工作。“他的確有一種想法，不願意去做鑒定，認為病歷存在缺陷，法庭就應該直接判了。我就對他說，那第二類技術層面的問題，一定要通過鑒定才能有定論。” 　　不管是請示領導、自行判斷還是與中天交流後再做判斷，法院對於病歷真實性的認定意見應該體現在2010年11月4日致中天的委托鑒定函中。但是這張不到半頁A4紙的委托函只有寥寥幾句話。“我摘抄了幾個要點，一是‘原告認可被告提交病歷的真實性’，二是‘被告認為病歷中部分簽字非醫生本人簽字’，三是‘原被告病歷對比存在不一致之處’。”楊律師說，“等於法院還是沒有做出認定，到底以哪些材料作為鑒定的依據。” 　　並且對“原告認可被告提交病歷的真實性”的表述，楊律師也認為不夠確切。“在2010年11月2日的詢問中，我們明確表示過同仁醫院提交的主觀病歷中的病程記錄，都是事後偽造的，內容不真實。”楊律師今年7月份才接到中天的電話，去那裡看到了致函。也許直到那時，中天才要開始著手處理王寶洺的病歷鑒定。“每個司法鑒定中心，都有多起案子在排隊。在召開醫患雙方、司法鑒定中心鑒定人和臨床專家都在場的聽證會之前，排隊時間和交齊材料的時間沒有嚴格規定。聽證會後，委托人要簽訂司法鑒定協議書，之後才有要在30至60個工作日完成鑒定的要求。”杜主任向本刊記者介紹。也是在看了那封致函後，楊律師又打電話給劉宏凱，要求“以原告提供的病歷材料為准”。王寶洺認可的材料，只有當初從醫院複印的客觀病歷部分。 　　9月14日，也就是血案發生的前一天，同仁醫院的法律顧問金小兵接到了法院的電話，對方詢問能不能僅用王寶洺提交的材料來做鑒定依據。“我當時在外面出差，說要回去徵求一下同仁的意見。以同仁現在的意思看，僅拿客觀病歷來鑒定，沒有包括病程記錄在內的主觀病歷，鑒定材料是不完整的，因此不能同意。”金小兵對本刊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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