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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憤囚徒孫大午

http://www.CRNTT.com   2012-06-29 12:31:56

我一直有個夢想,就是建設大午城。聚集人口達到一萬人,就業人口3000-5000人,產值3—5個億,這樣一個大午城。大家很祥和地生活在這裡,是一塊淨土,是一個好人相聚的地方。這裡的“天是藍的,水是甜的,人是善良的”,我們很愛這個地方。我希望,可以讓大午村裡的人都住得起房子、看得起病、他們的孩子上得起學。出事前,大午集團所在的大午村已經有了2000人,我在這裡建了學校,建了醫院。 　　大午集團搞的可以說是桃花源的生活方式,但絕不是烏托邦,我也沒有烏托邦情結。我追求的是一種自由和諧的社會形態。我的作用就是撐起這個勞動空間,對人們的生活和生產經營,我沒有真正干涉過。我讓企業信馬由繮地發展,人們的生活也保持一種很自然的、和諧的狀態。 　　我雖只有初中學歷,卻被北京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高校邀請,發表農民問題的演講。2003年3月13日,我在北大圖書館報告廳發表了演講,我說,“這些年農村發展不快,其根源不是因為缺資金、人才,而是許多現行的法律綁住了農民的手腳。現在的問題不在執法,而在立法。各個部門都有法律,衛生局有衛生法,農業局有農業法,土地局有土地法,畜牧局有畜牧法,工商局有工商法,他們都有執法隊伍。唯獨農民沒有法律,誰來保護農民?”　 　　有人說我不夠“圓”,其實我可以“圓”,但我不願意選擇“圓”,因為我覺得我不需要,我並不比其他大企業家矮小。出事之前的2003年春節,我在保定參加一個企業家的聚會,在場的有地方領導,當時有人一臉正經地對我說,“孫大午,我們都不照章納稅,就你老實納稅,你不有病啊?”我說是我有病。一次在演講中,我也對自己企業尚能生存發展作了個悲涼的解釋:“可彰而不可學,沒有代表性,只是個死裡逃生者。”我不要求其他企業像我一樣,我承認我是企業經營者中的異類,要不我們有病,要不別人有病。我甘願為我的行為承擔相應的風險。但是說完這句話沒有兩個月,我就出事了。 　　我做夢也沒想到,我會在集資問題上出事。 　　很久之前,我們就搞了個糧食銀行。造飼料離不開原料玉米,我們就借農民的糧食,先讓農民把玉米存在這兒,按5毛錢一斤作個價,三個月或半年以後給你付款。如果3個月後,玉米價漲了,漲到了一斤8毛錢,我們就按8毛錢給你。隨高不隨低,這樣既保障農民的利益,企業也不吃虧。對於農民來說價格有保障。對企業來說不用向銀行貸款,取得了一筆流動資金。然後再集合村裡的剩餘勞動力,這就是大午集團起步的原始過程。 　　一開始我們養一千只雞的時候就和工人借糧食,我們那個地方沒有錢,但是糧食很多,一千斤糧食借半年,打借條,半年以後可以拿這個條子把糧食領回去,如果不需要糧食可以領錢。如果糧食漲價了,我們就按市場價,如果降價了,仍然按當時簽訂的價格。農民的糧食存在我們那兒會增值,我們從農民那兒借糧食養豬養雞。所以,我借糧食到幾萬斤,到幾百萬斤。這就是我的發家史。 　　到上世紀90年代,物價比較穩定了,農民覺得不如直接把這糧食作價借給我,半年以後既不支錢也不支糧,就轉成借款,按銀行支付利息。一開始我們按貸款利息,後來就按存款利息。這麼多年一直走下來。 　　我的企業搞了20多年了,真正得到的貸款只有5萬塊錢。我是基本已經放棄了貸款。不是我不想貸款。我的企業固定資產上億,但我貸不出錢。可以說,民營企業中的中小企業,尤其是發展中的小企業,貸款之難難於上青天!當然上天是容易的,神七都上天了,中小企業還是貸不到款。我個人對銀行沒有怨言。金融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個體制問題,或者說是制度設計問題。 　　幾年前我建了一個葡萄園,由保定市立項,投資1200萬,讓我貸600萬,我同意了,花幾萬也值得,但沒貸下來,後來我的葡萄都豐產了,但我連一分貸款也沒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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