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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運動中的“民族命運與個人使命”

http://www.CRNTT.com   2012-07-22 12:28:31

那個時代的一種現象今天的年輕人也許難以理解：不少人受迫害後的反應不是產生叛逆情緒，甚至也不是消極無奈，而是相反，越是受迫害越要表現自己對“革命”的忠誠。你說我是反革命？我就要幹給你看看，到底誰才是最革命的！雲南的一些受迫害的知青越境參加緬甸共產黨軍隊為“世界革命”流血犧牲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們那裡不靠緬甸，無法走這條路，但是越受迫害表現越積極的現象同樣存在。我的朋友陳念昆後來到上山下鄉運動末期成了全廣西第一號知青模範，他當初就是從俘虜營被發配到窮鄉僻壤的。他受盡歧視，但硬是咬牙打拼，在那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山村幹出了一番成就。那時不少有背景的“鍍金客”下鄉一兩年就大紅大紫，撈足資本而去，他卻是苦幹九年後才“成名”的。然而很快知青運動就退潮了，他付出了青春和血汗卻被社會所遺忘，後來的生活很坎坷，要說沒有失落感，非人之常情也。 　　今天人們對他們這些當年的標兵常持兩種態度：或者嘲笑、厭惡他們“極左”，甚至認為他們沽名釣譽別有所圖，很為不屑。或者欣賞這種“極左”，至今還歌頌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並認為那時比“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今天高尚。 　　作為一個雖非“紅人”、但也小小“先進”過一把的當年知青，今天我要對這兩種態度說句公道話：人皆有俗，也難免俗。想用表現“積極”來改善自己的處境，只要不傷害別人（這很重要！為自己得利而傷害他人，這就是惡、甚至是罪了。那個時代這類罪惡確實很多），就無可非議，正如今天打工經商賺錢也無可非議一樣。如果這種表現給他人還帶來了好處，例如一些知青“赤腳醫生”治病救人之類，除了無可非議他還應該得到讚揚。而假如自己先因為受到迫害而陷於不幸，為了擺脫不幸而“積極”表現，那麼除了無可非議他還應該得到同情。 　　但是，問題在於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僅僅用這種世俗動機來解釋“表現積極”的確是不夠的。因為，當時那種環境與今天的打工賺錢有一點不同，今天打一天工可以賺一天錢，賺不到我就不打了。而當年我們是別無選擇，而且環境又不公平，“積極表現”受到賞識改善了處境的當然有，但因為“關係”、“背景”受到賞識、根本沒怎麼努力就大紅大紫的也不少。而更多的情況是你怎麼“表現”也沒用，人家照樣歧視你，你還是在最底層掙扎。在這種情況下，從世俗的角度講，你的“表現”有什麼意義？像我的朋友陳念昆，插隊後的六年裡一直受歧視，直到第七年才被自治區知青辦一位負責人在田林調研中發現，樹為先進典型。那麼此前的歲月他是怎麼熬過來的？如果沒有那位“伯樂”發現他，他又怎麼過下去？ 　　可以設想的答案無非有三：首先，這種“怎麼表現也沒用”的狀態在多數情況下會使人沉淪，許許多多的知青就這麼變得玩世不恭，破罐子破摔，一輩子就這樣毀了。如今關於知青的文字有的把他們描繪為一群偷雞摸狗之徒，的確有這種情況，當然這不能只怪他們。——就憑這一點我今天就無法歌頌那個所謂“激情燃燒的歲月”，更討厭“青春無悔”的說法，儘管我自己並不後悔什麼。 　　其次，面對逆境，一些人也可能善於思考，變成了舊體制的叛逆者，把人生的意義建立在一種別樣的理想之上，就像索爾仁尼琴那樣成為大徹大悟的先知。但是這實在太難太難，不但難在勇氣，更難在環境的閉塞。例如，對於那些投奔緬共、出生入死的雲南知青而言，他們並非沒有勇氣，但是他們沒有找到“別樣的理想”，他們所受的教育和所見所聞，不可能使他們知道除“世界革命”之外還有什麼值得為之奮鬥的高尚價值。 　　但當時我們還是太需要理想、太需要信仰了！這就有了第三種可能：哪怕是自欺欺人、虛無縹緲的“理想”，只要它能賦予我生活的意義，能使我做的一切顯得有價值，就能成為我在那樣一種環境下不自甘墮落的精神支柱。當時的意識形態說“宗教是麻醉人的鴉片”，其實意識形態本身當時就起了麻醉的作用。而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是需要麻醉的。尤其是在那個無望或者說是絕望的環境中。從世俗角度講“怎麼表現也沒有用”的情況下為什麼我們仍要“表現”？第一固然是俗心未泯，仍在期待“伯樂”，希望這些表現最終能夠有用；第二也是“信仰”使然，在看似無價值的存在中似乎發現了某種超驗的價值，無意義的生活似乎也就有了超越性的意義。今天回想，為什麼我能堅持那麼久而沒有沉淪？因為我有“理想”。這聽起來十分高尚，其實想想也很無奈：除了追求那個虛無縹緲的“理想”，在當時那種狀況下你還能追求什麼？如果什麼都不追求，行屍走肉般地苟活著還有什麼意義？ 　　也正因為這樣，我當時活得很努力但也很“超越”，比如說讀書求知，我那時讀書不是為了高考（當時也沒想到會恢復高考），也不是為了職業而尋求某個專門領域的發展，就是漫無目的的“愛智求真”：從《解析幾何》到魯迅雜文，從《電工學基礎》到《1871年公社史》，從《山壟冷爛田的改良利用》到《韓非子集釋》，從《華南經濟地理》到《蘇聯的社會化農業》，從張道真的英語語法到王力的古代漢語、從縣裡各部門的規劃册子到文化館油印的《北路壯劇曲譜》，凡是能到手的書我都看著很解渴。有時禮拜天走老遠到公社趕集，到了不是去集市，而是一頭扎進公社辦公室去翻看近期積存的《參考消息》和各種部門簡報，直到快散集了才去買些剩餘貨。以至於壩官村的三個男生“趕集看報紙”成為我們公社知青中流傳的趣聞。但是看這些幹什麼？我也不知道，當時的說法叫做“為革命而學習”吧。而“革命”對我而言實際上就是使無意義的生活變得似乎有意義的一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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