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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話題：蔣介石對日“以德報怨”四項政策

http://www.CRNTT.com   2012-11-11 08:57:58

“德政”一：蔣介石優待日本軍民，有需要依靠他們遏制中共勢力擴張的因素 　　蔣氏的講話，有明顯的針對性。其一：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深受“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的毒害，對“優勝劣汰”信奉到了變態的地步，這是其發動二戰的深層原因。蔣氏曾精細研讀孫中山《建國方略》，該書對“社會達爾文主義”有過深刻反思，認為基於“道德仁義”的“互助”才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其講話也確實對信奉“優勝劣汰”的日本產生了很大衝擊。九一八事變策劃者石原莞爾即認為講話愈加凸顯出了日本的戰敗不但因為軍事的失利，更因為道德的墮落。 　　但更重要的針對性，是國共政爭的現實需要。蔣氏對戰後受降問題十分焦慮，1945年9月9日，他在日記中寫道：“黨國之危機，九一八以來未有甚於今日者也。……此時唯一政策，在接受國內各地區敵軍之投降與繳械，其次為接受東北之失地。”受降意味著土地及物資，尤其是武器。按中共的要求，是就近受降；而按盟軍的指示，是只能向蔣介石及其代表投降。一方面，中共解放區與日軍占領區犬牙交錯，而國民黨部隊大部分在後方，輸送頗費時日；另一方面，日軍受盟軍指令只能向國民政府投降，但同時又受到中共部隊要求受降的軍事壓力。此種情形下，蔣介石選擇的辦法，是與日軍“合作”：蔣要求已經投降的日軍不得放棄武裝，在國民黨軍隊抵達放區之前，必須堅守陣地。 　　8月15日的“不念舊惡”、“與人為善”的講話，顯然有安撫日軍、激勵其替國民政府堅守陣地的目的。8月18日，岡村寧次即公開回應“所有武器、裝備、器材一律移交給中央政府，不但不接受中共的任何要求，且必要時將斷然採取自衛武力行動”，也很顯然與蔣氏15日的講話有莫大關係。稍後，9月11日，日本駐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改稱“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而其原有架構，則全然未動，僅更名而已；已經辦理投降宣誓手續的日本官兵，也不稱戰俘，而稱作“徒手官兵”，其原有部隊的指揮體系亦繼續維持；且“徒手官兵”納入國民政府軍的補給體制，與國軍官兵享受同等補給，拿同等薪資。而日軍為了替國民政府守住陣地和物資，自8月15日宣布投降，至次年1月10日，僅華北地區死傷及失蹤不明人數，即達9000餘人。 　　基於上述的政治背景，在華日本軍民在之後的遣返問題上頗受優待，也就不足為奇了。據日本防衛廳統計，日本宣布投降時，其在中國的總兵力有1847800人，包括中國“本土”1055700人，東北66400人，台灣128100人。其中由國民政府負責的受降區，有日本現役軍人1183800人，平民999470人，合計需遣返2183270人。這些被國民政府遣返的日本軍民，事後大都對蔣介石感懷不已。其緣由有三：其一，遣返效率頗高，國民政府動用了中國航運力的80%來運輸這些歸心似箭的日本軍民，1946年7月即遣返完畢；其二，國民政府允許每位遣返的日本軍民，可帶1000日圓回國，較之其它戰區不許攜帶任何錢幣財物，有天壤之別；其三，允許每位日本軍民攜帶30公斤行李回國，其時，日本國內因長年供應戰爭且飽受美軍轟炸，糧食及物資極端匱乏，攜行李回國的日本軍民，生活往往因此比本國居民更寬裕。60年代以後，以這批軍民為基本骨幹，日本成立了許多以“感謝蔣介石”為宗旨的“日華親善協會”一類的民間組織。許多人還為蔣介石建廟立碑以示紀念，如劉紹唐主編《民國大事日志》1985年3月4日條下就記載有：“日本人建‘以德報怨之碑’於千葉縣呷町，以示對我先總統蔣公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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