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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有其獨特內涵,需要耐心瞭解和體會。 |
中評社香港11月30日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資深書院導師(榮譽銜)、澳州馬夸理大學前中國政治經濟研究所創所所長郭益耀在《中國評論》月刊11月號發表專文《“中國模式”問題概論——兼談“國民教育”理念》,作者表示:“‘北京共識’到底只代表一個概括性的、有關發展策略的理念框架;很難想像大陸所實行的‘中國模式’對許多落後國家也具有可行的操作性能。”認為“作為一個國民,每個人都應該具有一定的價值取向;但作為中華兒女,相信至少應以守住民族本位為底線,不必仇外,但也不可數典忘祖,崇洋媚外,更不該賣國求榮。當今之世,紛紛擾擾,顯然也不可自作多情,一廂情願,侈談大同世界、烏托之邦、極樂西方、美德天堂之類的遐想。這應該就是‘國民教育’的真諦吧。”文章內容如下:
中外學術界和各種媒體對如何闡釋“中國模式”一詞莫衷一是。有的著重於政治制度或社會學層面,有的則認為這主要代表某種經濟制度或一套經濟政策措施。當然也有的兼及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對這方面做較為全面性討論的首推紐約大學熊玠(James C. Hsiung)教授最近出版的《中國的第二次崛起》(該書英文原著標題為China into its Second Rise–Myths, Puzzles, Paradoxes, and Challenge to Theory,由新加坡的世界科學出版社於2012年夏出版;據知將由復旦大學翻譯成中文出版)。熊教授的巨著也同時追溯崛起的中國模式的歷史與文化根源,並據以解析當今中國的對外或曰全球性的策略,實在難能可貴。
我綜覽中外各類有關“中國模式”著作後,感覺有兩大方面的問題特別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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