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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維爾對我們的啟示

http://www.CRNTT.com   2013-03-06 12:02:30  


 
  人物周刊:《舊制度與大革命》寫的是法國革命,在中國離我們最近的是文化大革命,您是怎麼認識這場革命的?

  朱學勤:說到“文革”,大多數人在它被否定前跟著當局走;在它被否定後認同新當局對它的否定。對這個否定,我堅持認為是以“文革”的方式否定“文革”,第一片面,第二不徹底,是沒有生命力的。“文革”當然要否定,但不能從統治集團本身的得失角度來否定,而應該從整個民族成敗的角度來看。

  文化革命為什麼發生?既有1949年建立的以俄為師的制度的原因,這是最重要的,這個原因基本回避了;還有一點,“文革”雖是毛錯誤發動的悲劇性事件,但是應該看到基層大多數民眾當時是群起響應的。這既有他們被愚弄的成分,也有前17年孕育出官民矛盾的扭曲噴發。這個矛盾是客觀存在,此後否定“文革”時連這個矛盾的客觀存在也都否定了。30年不到,歷史再一次回到這個問題上,當今社會最根本的矛盾,說一千道一萬,還是官民矛盾。

  人物周刊:照您的說法,官民矛盾從開始改革到現在一直存在?

  朱學勤:沒有消失過。在“文革”前就已經存在了,而且在1959-1962年大饑荒的階段發展得非常尖銳,然後到1966年,被毛澤東引爆了。這才形成這麼大規模長時段的動蕩。我認為毛要發動“文革”,有多層面的原因。既有制度層面的原因,也有和劉少奇在政策上存在分歧的原因,也有他個人的原因。怎麼講呢?他承認文化大革命是要解決這個制度的陰暗面,他承認官民矛盾是這個制度的基本矛盾之一。但他是用錯誤的方法,而不是法制的、民主的方式來解決這個矛盾。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解決,用對幹部階層的人格羞辱的方式來解決,用湖南農運的方式來解決。承認這一矛盾的存在,這是白的,用民粹的辦法羞辱官員人格,這是黑的。“文革”前短短17年,有官民矛盾,有官員特權,也有官員腐敗,但是腐敗的速度遠遠低於“文革”被否定之後的二三十年。

  人物周刊:好像在改革這30年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普通老百姓沒有意識到這個官民矛盾。

  朱學勤:相當多老百姓在1978-1980年時,被四個現代化的承諾和比較開明的政策調整所滿足。但受到的抑制從長遠來講是會釋放出來的。到80年代中後期,最流行的口號是“反官倒”、“反腐敗”,那是新時期老矛盾的爆發。之後,片面認為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就什麼都有了,於是和社會達成一個暫時的默契,就是只要政治上不挑戰,經濟上再度釋放出致富空間。“92南巡”又掀起了經濟上的熱潮,社會又忘掉了官民矛盾。到了21世紀,發生了非常奇怪的現象,“三農問題”出現了。當年改革原本是從三農危機的解決開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把農民從人民公社的體制下解放出來,瞬間解決溫飽問題,糧食多得吃不完,大家都在唱《在希望的田野上》。20年後回頭一看,問題沒有解決。從三農危機開始,維穩和維權的衝突發展了十幾年,到了今天這一步。繞來繞去還是那個老問題。

  人物周刊:在您看來,根本性的問題不解決,官民矛盾永遠也解決不了?

  朱學勤:我覺得解決不了。但在問題沒有解決之前,相對開明的這一段改革開放時期,統治者中應該有有識之士揭示這個問題。這時我們再來看托克維爾,會覺得他是了不起的。他出身自由派貴族,但不受貴族的局限,放棄了有許多社會特權的貴族的名銜。他從本階級的得失當中跳了出來,然後來總結為什麼會發生法國大革命,既不站在舊制度這邊,也不站在革命這邊。這樣一個觀察問題的角度,才使這本書成為百年不衰的名著。一個人只有掙脫了本階級的局限,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統治者,最後留下的無論是精神作品,還是政治作品,才能經得起百年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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