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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寧：思想市場是中國改革繞不開的坎

http://www.CRNTT.com   2013-10-17 11:29:32

內生型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催化劑是觀念、思想和知識。在改革之初，“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對於習慣了在極端意識形態的條條框框中生活的國人來說，不啻於一次“思想大解放”。這場全民參與的爭論破除了意識形態對思想的鉗制，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沒有這次思想解放，後面的改革不僅寸步難行，而且不可想像。在改革的第二個階段，鄧小平南巡講話擱置了“姓資姓社”的爭論，進一步淡化意識形態對經濟的控制，為民營企業打造合法的生存空間，把改革推向了另一個高潮。一旦國人跳出了意識形態的束縛，知識的貧乏，包括市場經濟的種種制度知識和工業化所需的技術知識，便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制約條件，而打破這個發展瓶頸的是區域競爭。由於經濟分權，區域競爭的一個關鍵副產品是提高了發現和傳播知識的速度。 　　為什麼新的思想和知識能產生這樣的社會效果，引發內生型制度變遷呢？這要從知識本身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說起。在早期人類社會，知識就是重要的生產要素。在狩獵和采摘社會，基本的地方知識——如何捕獲獵物、什麼樣的野果可食、何處有飲用水、如何保存食物以及怎樣逃避天敵等等，這些是生存的必須。我們可以斷言，知識的積累和使用一定是人類成為萬物之靈的一個重要演化優勢。現代社會的一個主要特征是現代科學和技術的爆炸性增長。與地方知識不同，科學和技術在時間和空間緯度上都有較大的普適性。簡而言之，科學包括有關現實的經驗知識和對現實的理論解釋，這個現實可能是物理世界（宇宙），也可能是生物世界（生命），或是人類社會。科學試圖告訴我們現實的本質是什麼，它如何運行以及背後的為什麼。而技術是科學的應用，它既包括智能手機、抗菌素，也包括公共政策和法律。 　　根據所涉及的對象，科學一般分為物理科學、生命科學和社會科學。不是所有的科學知識都有同樣的普適性，每一門科學的普適性取決於其理論解釋的參透力。目前來看，物理科學知識具有最高的普適性，而社會科學知識的普適性較低，生命科學知識居其中。 　　物理科學和技術，從鐘表到衛星，對我們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響無處不在。難怪西哲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鄧小平在改革之初就強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他們所指的主要是物理科學及其在科技方面的應用。自從上世紀中葉DNA被發現之後，生命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一日千里，大有趕超物理科學之勢。相對而言，社會科學進步緩慢。經濟學雖然自詡是社會科學的皇冠，但在過去兩百多年里躑躅不前。一個強有力的證據是，在今天的大學經濟學課堂，老師仍可沿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做教材，不會妨礙把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和原則傳授給學生；但是沒有生物學老師可以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講授現代生物學，更沒有物理學老師用牛頓的著作給學生傳授現代物理學。現代生物學已經超越了達爾文，現代物理學更超越了牛頓，而現今的經濟學仍沒有走出亞當.斯密的影子。社會科學發展如此遲緩，以至於人們產生種種誤解。其中一個最通常的表現是漠視社會科學，無視經濟規律，甚至完全否認社會價值和政治理想的普適性。這樣的惡果是社會科學泛政治化，導致強權即真理。教皇或者國王僭越職分，自封為知識的權威，以一己之好取代學術爭鳴。這無疑給社會科學的發展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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