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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道隆:中國再造強勢中央

http://www.CRNTT.com   2013-11-21 09:51:13  


 
  從東亞地區和平轉型的經驗來看,強人政治首先完成的是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民眾生活的改善,隨後再由強人推動政治上的變革。以台灣經驗為例,蔣氏父子先後將台灣建設成一個中產階級社會,然後在蔣經國晚年和李登輝主政的強勢時代,推動了政治上的變化。和平的突破性改革,在缺乏強人的條件下很難產生。中國大陸在強人時代,政治改革的嘗試遭遇了巨大的挫折,隨著強人時代的落幕,呼籲強人推動改革的歷史機遇已經一去不複返了,要再有大的改革動作,強勢中央的回歸和重塑是最為可行的道路。

  許多人擔心新的強勢中央會不受控制和制約,從而成為改革本身的阻力。事實上,強勢中央只能是強勢中央,即便現在的最高領導人身兼兩個超級機構的第一把手,也無法回到強人中央的時代。這是由中共領導人權威的遞減規律決定的,也是由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決定的。韋伯將統治者的權威分成三個類型,即魅力型、傳統型和法理型。很顯然,中共當下領導人的權威只能來源於法理型。黨內和國內對最高領導層的支持,源於領導人採取的符合民心的舉措。需要兩個超級機構來保證權力和權威,也恰恰說明了最高領導人已經缺乏政治強人之前的那種力量,鄧小平可以以普通黨員的身份,發動改變中國的“南巡”,當下的領導人卻必須借助制度性、程序性的方式來賦予自己權威。

中央-地方關係再重構

  在《決定》全文中,除了涉及財稅等傳統的中央-地方關係的部分之外,事實上對央地關係有著更大意義上的調整。

  第一,中央搭台、地方唱戲。與原先預期的不同,《決定》有許多更為細致的措施,有些措施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和之後,已經部分在地方逐步試行了。《決定》指出,探索“外語等科目社會化考試一年多考”,就已經在今年10月份於北京和江蘇率先改革試點;11月12日,就在三中全會結束當天,四川省宣布將選擇個別條件成熟的人口大縣,探索開展省直接管理縣行政體制改革試點,這與《決定》中的“有條件的地方探索推進省直接管理縣(市)體制改革”相一致。同一天,安徽宣布將進行農村土地流轉試點,這也與《決定》相符;而之前早已沸沸揚揚的上海自貿區,則更是《決定》有關自貿區措施的一次大演練。中央正向改革開放初期的“地方試點+總結提升+全國推廣”模式回歸。

  改革開放以來,重大的改革措施首先都由地方發起,隨後因良好的改革效果而得到中央領導人的支持,最後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在全國推廣;強人政治下,最高領導人向地方提供改革的保護,例如經濟特區等就是最好的例子。然而近年來,地方上的改革都在靜悄悄進行,許多成功的改革也不敢見報,地方改革成為了“槍打出頭鳥”的地方。中央如果不對地方改革進行授權和保護,地方改革的成果就難以上升為國家經驗,並推動新一輪的全國性改革。以上所說的回歸,在李克強與上海市領導人“要政策還是要改革”的對話中,就表現得非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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