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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說理文化與公共生活

http://www.CRNTT.com   2014-04-21 12:16:31  


 
  但知識人往往是將報刊當作了黨同伐異的政治工具,並不遵循現代報刊所要求的說理規則,甚至經常有人濫用言論自由,虛構事實為自身的“說理”提供事實根據(比如清末反滿意識的宣傳)。報刊成了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達爾文主義等各種意識形態的競逐之地。清末《時務報》汪康年就曾經對這種混淆自由與責任的報刊文化痛加針砭:“報章之自由,固有無如今日吾國之京城者,上自王公,下至編氓,任意詆毀,莫或過問,甚至加入以極不堪之名目,誣人以無理由之事實,或形容閨閫,或演說隱匿,而莫或與辦,一任誇張,吾謂言論自由,此為最矣。雖然,此非正理也。凡有法之國,其範圍一切,皆極嚴密,雖保護言論之自由,然若出於捏造誣指,則所以罰之者亦極厲。”

  晚清以降,報刊文化在中國人的公共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這種報刊文化顯然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引入了新知,但同時也不乏意識形態的爭奪。這是一個“報紙營造名士”和“名士營造報紙”的雙重過程。依照史家楊國強的研究,其中不乏暗中操縱輿論(“善為政者,必暗中為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僕”),或者是公器私用,將報刊當作牟取私利的工具(“夫報館者,國民輿論之利刃也,仁人義士持之,足衛國並以保民,若挾意氣報私仇,持此以為凶器,複與獨夫民賊何異”)。

  楊先生對清末民初的這段輿論史有深刻的洞察:“以當時的中國而論,則輿論從一開始就不在理想的狀態之中。舊日的清議能夠成為天下之公議,全在於清議出自統一的觀念而代表統一的價值。因此個體雖然各異,而清議則能以其統一的觀念和價值維持評判和褒貶的統一。然而當中國人的自我形象破碎之後,統一的觀念和價值也隨之開始破碎。作為替代的東西,繼之普照一時的西學自外而入,又各有流派。而後是士議轉為輿論,不能不向西學討觀念和價值,與之為因果,則輿論以西學為諦義,也不能不各成流派。所以,晚清末期由報紙表達的輿論天然是一種不相統一的東西……不相統一的輿論更容易因沒有章法而節節脫軌,變成可以操弄的東西。”知識人這種依托媒介自以為是的習性,在一種媒體文化造就的虛榮和政治文化形成的擠壓之中,形成了一種不負責任放言高論的自戀意識。而當統一的價值體系崩解之後,公共說理就成了言人人殊,甚至雞同鴨講。共識缺乏,真理黯然,意見和偏見就成了言論市場上喧囂一時的話語泡沫。

  有著統一的義理和知識背景的傳統在公共空間中被瓦解之後,中國就進入了一個“主義”崛起的時代,主義之間,各執一端,互相爭逐,難以妥協。如何在缺乏深厚說理文化傳統,同時又被20世紀的意識形態迷霧影響過的中國,滋養一種新的說理文化來培養健康的公共生活,是困擾當今知識界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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