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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實現體系內全面崛起的四步走戰略

http://www.CRNTT.com   2014-06-08 10:01:06

三、大國崛起的道德維度 　　同樣顯示出大國崛起的另一重要維度，即約瑟夫•奈所稱的軟實力。但筆者認為，更為精確的提法或許應當是“道德”。事實上，無論是經濟性、軍事性還是制度性崛起單個地還是加總在一起，都未必能確保大國崛起的可持續性。在經濟性、軍事性和制度性崛起與大國的戰略性、思想性影響之間，存在一個轉換的環節；而保證這一轉換過程得以成功的，是大國的軟實力或更準確的道德號召力。換句話說，大國崛起要實現全面性和可持續性，就必須要有堅實的道德性支撐；考慮到軍事性和制度性崛起更多是保障性質，因此道德性崛起的最佳時期應是在經濟性崛起之後、軍事性和制度性崛起之前。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大國唯有占領了道德高地，才能使自身的物質能力的轉換和使用得到普遍接受，特別是經濟實力可成功地轉換為戰略和思想影響力，軍事能力可“師出有名”且為人接受地加以使用。相反，如果沒有壟斷或至少與現有霸權國家分享道德權威，在實現道德性崛起之前追求軍事性崛起，很大程度上會使崛起大國成為既有國際體系的挑戰者，進而遭到既有體系的阻擊甚至導致既有經濟性崛起成果因此消失，最終導致崛起失敗。 　　實現道德性崛起的核心，就是要準確地判斷世界潮流並提出能觸及人類心靈深處最敏感神經的口號以指引外交政策。回顧歷史上大國崛起的歷程，幾乎所有成功的大國崛起都把握甚至引領了當時的歷史潮流，作出了能得到當時背景下盡可能多地接受的重大創新。例如，葡萄牙崛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與其在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航海探險、洲際貿易聯繫和第一個全球性體系的建立等有關；而荷蘭則開啟了以公海自由為標誌的更加開放和廣泛的全球體系，並創建了一個全球新教精英網絡；繼荷蘭之後英國的成功則基於現代憲政制度、現代國家財政制度、自由貿易體系等的創建；美國一方面繼承了英國以人類追求財富或更好生活的基本信仰為基礎的自由貿易體系並予以拓展，另一方面提出了深刻地把握有關人類發展特別是人類自由的主題的威爾遜主義和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論。相比之下，失敗的大國崛起，基本上都源於沒有準確把握世界歷史的潮流。特別是，德國和日本都明顯體現為錯誤地將正走向下坡路的殖民主義和領土擴張當做正在崛起或至少仍將持續相當長時期的世界潮流，進而錯誤地發動戰爭以追求“陽光下的地帶”，因此其失敗也就在所難免。從大歷史的角度看，即便歷史可以重寫，鑒於其對世界歷史潮流的基本判斷是錯誤的，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的結局也是注定的，差異只是時間早晚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如同制度維度一樣，大國崛起的道德維度也是種相對較新的要素。回顧大國崛起的歷史，早期的大國崛起往往只需要具備經濟性和軍事性崛起即可取得成功。但逐漸地，制度性和道德性維度被添加進來。這可非常明顯地從軍事實力的使用與道德權威的結合的歷史發展中看出。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對力量使用的概念相當明確：大國或擁有軍事武力的國家都認為“實力就是權力”（might is right），大國對於小國僅有的選擇即道德呼籲往往不屑一顧，其典型體現便是雅典人與彌羅斯人的辯論。但隨著人類國際生活的發展，武力使用被添加了越來越多的道德限制。從一開始近乎無所節制的戰爭——包括目的和手段使用兩方面，到宗教神學對“正義戰爭”的強調，再到以意識形態為戰爭貼上合法性標簽，直到今天戰爭或軍事手段必須在符合一系列的條件下才能使用；這可簡單地總結為“戰爭的道德化”發展。與此同時，戰爭背後的邏輯演變還有另一主線，即從尋求生存必需品到維護特定的生存質量的發展。可以認為，國家力量的單一使用已經非常罕見——如果不說已然消失的話。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都會將硬實力與軟實力，特別是搶占道德高地當做重中之重。也正是由於這種國家權力使用的道德性限制的增多，才使得諸如軟實力、巧實力等打開權力“黑箱”的努力得以被接受並普及。 　　隨著“戰爭的道德化”發展，軍事性崛起越來越需要有道德高地的支持。例如，德國和日本在二戰前的崛起之所以失敗，根本原因在於其所宣稱的道德口號更多是當時似乎仍如日中天、但事後看事實上已開始走下坡路的殖民主義時代的產物。而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在實現軍事性崛起之前都不僅具備了相應的經濟性崛起基礎，更占據了強大的道德高地。下文以美國對傳統均勢原則的挑戰為例，考察其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實現經濟性崛起到二戰後實現軍事性崛起期間的道德性崛起努力，並考察更為一般性的道德性崛起與軍事性崛起的相互關係。 　　大約從1870年至1914年，占據主導地位的國際道德價值觀非常具體地體現為競爭性的均勢安排。在這一理念主導下，尋求並推行控制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海陸據點、運輸通道、物資產地和緩衝地帶，普遍被奉為至高無上的國策。由於其孤立式經濟性崛起和自認為是“上帝的選民”，美國所代表的並在美洲逐漸推廣的價值體系明顯格格不入。是接受均勢原則還是提出更具道德感的新原則，既是一個相當現實的問題，又是一個事關美國長期可持續性地崛起的重大戰略問題。對此，美國三任總統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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