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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我們的貨幣政策調控機制

http://www.CRNTT.com   2014-06-26 08:58:20

第一，扭曲了貨幣政策的目標，阻礙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大國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應該以內部均衡為首要考慮，外部均衡次之。由於外匯占款和對衝外匯占款的法定準備金（以及央票）構成了央行資產和負債的主體，央行通過資產負債變動所實施的貨幣政策嚴重受制於外部影響，在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兩個目標上必然左右搖擺、首尾難顧，而且，這也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難以真正市場化； 　　第二，扭曲了資源配置，阻礙了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銀行業存款的變動，無論是否來自外匯的增加，都需要將20%左右鎖定在央行賬戶上。非市場化的運用意味著效率必然低下，且準備金繳存形成的高稅負效應必然被轉嫁，變成較低的存款利率和較高的貸款利率。由於如此大量的金融資源被鎖定，它也構成了中國利率市場化和債券市場發展的一大障礙； 　　第三，這項制度本身設計混亂，且愈發不透明。目前的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形成於1998年的改革（《關於改革存款準備金制度的通知》，中國人民銀行，1998年3月24日），此後即無正式安排，具體做法都是在操作過程中形成，缺乏系統、透明的制度安排。首先，如前所述，沒有按照期限長短、流動性強弱確定不同的準備金率，而是對所有的活期存款、定期和儲蓄存款適用同樣的準備金率，這與該項制度設立之初衷——保持銀行適度流動性以應對存款的提取——相悖，也不符合中國利用此機制對衝外匯占款的要求，因為外匯占款形成後主要對應的是企業活期存款。其次，具有高度流動性特征的同業存款不用繳納法定準備金，這構成了商業銀行監管套利的漏洞。最後，對不同銀行采納差別準備金的做法不透明，潛藏道德風險。 　　從金融改革的長期方向看，改革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極其重要。而在這種改革的過程中，可以發揮市場自發的力量，增加流動性的供給。短期內可以立即採取的做法是，效仿其他國家和經濟體（如美國和歐元區）首先降低、甚至取消中長期定期存款法定準備金要求的做法，按照非金融企業和居民存款的期限確定不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可以在保持活期存款準備金率不變的情況下，降低企業和居民存款中定期存款部分的準備金率。例如，如果將企業定期存款和居民儲蓄存款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下調一個百分點，大體能夠使商業銀行超額準備金率上升0.7到0.8個百分點，流動性短缺狀況將能得到緩解。在中長期，配合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在將外匯資產和其對應的負債剝離出央行資產負債表的過程中，逐步降低直至取消定期存款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 　　行政主導、多頭管理是中國資本市場落後根源 　　文章指出，近些年實體經濟部門債務結構的惡化、“影子銀行”和“銀行的影子”的泛濫，除了起因於地方政府GDP競標賽和“過山車式”的調控之外，還反映了中國資本市場的落後，這導致融資需求只能轉向期限短、成本高和不透明的銀行同業業務和信托業務。 　　中國資本市場落後的根源在於行政主導、多頭管理的體制，即“條條”架構。在這種的架構下，各部委依據它們的權限分別對相應的機構、市場、產品等進行行政化的管理。除了少數產品和少數業務實行較為市場化的備案制之外，大多數的產品和業務都是由相應的管理部門實行事實上的行政審批制，對金融機構的准入也實行了嚴格的限制。同時，在混業經營、分業監管的背景下，相關法律、規章賦予了各部門諸多類似的權力，相關的法律、規章存在著有意無意的模糊空間，這一方面使得各部門的權限範圍出現了諸多重叠區域，另一方面還存在諸多監管漏洞，很多新型產品和新的金融業態並不在監管體制的管轄範圍之下。 　　行政主導、多頭管理的體制導致的惡果至少有：第一，行政管制過強，金融機構、金融市場自發的創新動力不足；第二，各部門跑馬圈地，有法不依，不利於建立統一的金融市場；第三，監管標準各不相同，不利於經營類似產品的不同機構開展競爭，不利於建立統一、有效的投資者保護制度，不利於建立統一、及時的信息搜集、處理平台，監控和防範系統性風險；第四，監管部門間的競爭便利了市場參與機構進行監管套利，可能會誘發市場參與機構的道德風險，不利於金融穩定；第五，在行政主導的背景下，各管理部門過於強調加強自身的監管，忽視了市場紀律，從而使市場反覆出現“一放就亂、一收就死”。 　　改革行政主導、多頭管理的體制是加快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化解短期金融風險的根本手段之一。當前，應該順應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放鬆管制，從行政主導轉向市場主導。其中，至關重要的是放鬆對金融業務和產品的管制，以透明、期限適當、成本適中的融資渠道取代不透明、期限錯配、成本高昂的“影子銀行”和“銀行的影子”。為謹慎起見，可以區分常規金融業務、產品與複雜金融業務、產品，對不同的業務和產品實施不同的監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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