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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偉峰:中評社的智庫媒體概念與作用

http://www.CRNTT.com   2021-02-18 00:06:02  


 
  在香港問題上,中評社智庫媒體長期扮演了“烏鴉嘴”的角色,也就是不斷提出“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發生的嚴峻問題,可是很多有權位的人、有利益的人是不願意聽的。如果中評社妥協,就會成為盲目吹捧、為不正當決策辯護和背書的、被權力俘獲的智庫及媒體。然而,事實告訴我們,要拒絕作為權力俘獲的智庫媒體,權力就會遠你而去,你就必須耐得住寂寞。否則,終將被權力俘獲。

  2、“權力為知識俘獲”:智庫的話語獨白和專家霸權。相對而言,專業的智庫通常會優先生產或獲取知識,並通過知識鴻溝形成話語優勢,並進而形成以專家為核心的“話語獨白”局面。從政策權力分配來看,過度話語優勢重新建構了智庫在公共決策中的權威,把智庫及其專家的作用推到一個核心和主導的地位,形成“知識/權力”壟斷體制,從而促使一種“專家霸權”的異化現象出現在政策活動中。現實中,專家霸權可以具體表現在政策問題建構、政策方案規劃以及政策評估等諸多方面。總之,當智庫憑藉知識優勢壟斷政策話語權,俘獲公共決策的權力,導致對其他政策主體尤其是公眾的排斥,則必然構成對公共決策的公共性、民主性的破壞。

  在這個問題上,中評社智庫媒體從來不在智庫小圈子裡面樹立所謂的權威,傳播平台也從來不為任何一個權威所壟斷。中評社採用了開放的、多元的、討論的方式集納專家學者的思想智慧,沒有一言堂現象。很多智庫喜歡以某個影響力大的學者為旗幟,號令諸侯,這就容易產生“權力為知識俘獲”的異象。中評社對此事敬而遠之。

  3、“知識為市場俘獲”:智庫違背其非營利屬性,成為具有功利化傾向的經濟工具。智庫畢竟是由不同領域的專家個體組成,個體的私人需要使得智庫成員本能上也具有“經濟人”動機。在美國,出於自身利益需要,不少智庫成員或明或暗地為富人、企業、財團提供政策游說服務,並從中撈取高額酬勞,而智庫組織本身同樣面臨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的生存問題,容易跌入“金錢依附陷阱”。此外,近年來美國一些私人財團熱衷資助智庫,其動機並非出於公益心或慈善心,而是基於服務其私人財富的考量。在他們眼里,智庫衹是其經濟實力轉換為政治權力的工具。對此,有學者明確指出,美國不少智庫已“成為重大經濟利益的工具”,這也間接反映了智庫的功利化傾向。

  作為智庫媒體,中評社在實踐中深刻體會到,一般來說,智庫都很難跨越資金與利益陷阱,媒體更是如此。尤其在港澳,做什麼智庫,沒有錢是萬萬不可能的,不依附在資本的權杖下,智庫無從運作。而傳媒更甚,沒有資本就沒有影響力,幾乎是定論。要突破資本的綁架,談何容易!所以,要超脫利益集團的駕馭,以國家利益、香港整體利益為思考、為傳播的原則,是何其難哉! 

  4、此外,在中評社智庫媒體的實際運作當中,我們發現了近些年來發生在智庫層面的異變,即是在自媒體幾乎壟斷話語權、甚至主流媒體也轉型進入自媒體之後,反分層主義的潮流盛行。本來,在進入大數據時代之後,政府政策、公共議題與民眾直接互動,甚至廣泛接受輿論監督更是民主的表現,是社會的進步,是好事情,也是智庫媒體樂於看見的變局。但是,智庫異化的問題也因此格外突出,其中的反分層主義更是令人不安,直白地說,就是任何對某個領域從來沒有涉及、更沒有深入研究、不知所以然的所謂學者,可以利用社交媒體直接挑釁、質問、攻擊這個領域的公認的權威專家,並且用自己所擁有的粉絲來實施輿論打擊、施壓有關人士及機構。我們注意到,反分層主義的極大危害,就是迫使理性主義退讓,從而讓反智主義成為社會輿論主導。在中美關係上、香港問題上、台灣問題上,反分層主義的言行尤為囂張,一度形成了反噬國家大政方針的危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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