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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達：蔣經國走出了一個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09-04-19 09:39:00

可以想象國際社會的震驚程度：台灣居然派了殺手到別國暗殺他國公民，只因此人中規中矩地寫了一本台灣領導人傳記。當然可以推想台灣內部是何等漆黑一團。但是回顧歷史，又並不完全那麼簡單。這一類專權有它的另一面：台灣的縣級領導長期是民選的，它的政治轉型有更充分的社會準備，不僅在於它的市場經濟從未破壞；它雖然嚴格控制政治社團，而其他作為“社會團粒結構”的民間社團發展正常。司法也一樣，六法全書一直在正常使用，只是在涉及政治部分，專權會越位壓倒法律；政府權力也並非掌控全部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記得台灣有個教授說過一句很形象的話，在蔣經國獨裁下，你還有回避政治“回家賣紅薯”的空間。不僅如此，當時的台灣還有非常重要的一塊，是對教育、宗教和傳統文化的態度。我記得一個台灣本省教育工作者向我介紹，在學校教育方面，他們當時被鼓勵學習傳統文化，包括絕大部分中外文學、歷史和哲學、音樂和藝術，還有西方的思想史、文化史和法律制度；而馬恩列斯毛著作以及左翼讀物，則是被兩蔣時代的台灣禁讀的。最近大陸“文革”期間風行的《毛主席語錄》就在台灣當做稀奇東西暢銷。儘管如此，兩蔣和民眾對民主轉型的思想資源並不陌生，在經濟結構、民間社會和思想等方面的準備都比較充足，而不是突變轉型。  　　蔣經國時代，和外部世界的交流和銜接沒有中斷。由於社會並不封閉、與世界並不脫節，使得佛朗哥和蔣經國都逐漸形成對未來發展的清晰估計。作為獨裁者，佛朗哥從十歲開始以極完善的教育，培養一個能夠承擔未來西班牙轉型到君主立憲制的國王，他只是自己無力從歷史的泥淖裡拔出來。同樣，失去大陸政權的歷史傷痛，即使傳到蔣經國一代，仍然難以擺脫感受外部威脅的深深恐懼。但是，蔣經國基於這種恐懼而曾經施加於台灣的嚴厲控制，是他真實的內心掙扎，還是一個獨裁者為保護一己私利、抵制台灣的政治轉型而編造的借口呢？蔣經國在晚年以自己的行動作了回答。有深重歷史孽債在身，走出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相信江南案是一個巨大的推動。蔣經國是一個有政治家之禮義廉恥之心的人。他曾經在江南案之後對身邊的人談起，意思是美國與我們斷交是美國理屈，而江南案使我們徹底失掉了立足根本。蔣經國是在意理念的，他原來安慰自己只是因為外部環境和壓力，使得他不得已而維持專權。而江南案在逼迫他以行動為父子兩代做出證明。兩年之後的1986年，蔣經國開黨禁，台灣從蔣家時代走出來；蔣經國自己，也終於從一個恒久的時代陰影中走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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