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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時：辛亥革命的起因

http://www.CRNTT.com   2011-08-31 14:10:22

依法維護自己的財產權，何錯之有？ 　　官辦鐵路是不是好呢？諮議局聯合會的奏章指出： 　　“中國幅員之廣，鐵路何以必須國有？國有鐵路，何以擯斥民款，而純借外債以收回之？”“以外債造鐵路，亦必以鐵路受外債之害，路未成而本息已無所出，將何法以治之？官辦鐵路，夙稱弊藪。京奉鐵路，每里三萬餘兩；滬寧鐵路，每里五萬餘兩；津浦鐵路，尚不止此。以有窮之借款，供無窮之揮霍，將何術以弭之？”（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2~343頁。） 　　四川諮議局的呈文也說：靡費侵蝕等弊端，“即官辦又何嘗不然？而延誤之咎，尤必不盡在商辦。即如宜昌購地，請督辦大臣一紙告示，經年餘而始下。……四川倒款之施典章，乃出於川督奏派而非商民公舉之人。凡此口實，豈能一歸國有，即保其淨絕根株？”（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68頁。） 　　這些都是非常理性請求依法辦事的奏章。如果清政府也理性地響應，公布有關信息，與民眾代表誠懇對話，矛盾的化解並非難事。不幸，那麼平和，那麼設身處地為穩定社會提出並不苛刻的建議，都沒有打動執政者。 　　就在這個時候，資政院議員也要求召開臨時會議審議有關事項。尊重民意，尊重民意機關，民主、法治的康莊大道擺在眼前。可是，在朝廷眼中，這些事：“雖屬重要，尚非緊急，自可於開常年會時從容詳議。”（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4頁。）按規定，資政院的常會在每年九月（新歷十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召開，那時革命烽火已遍域中。機遇早已在雲中飄逝！ 　　第二階段是8月24日開始的罷市、罷課、罷工、罷耕，四川人以現代社會司空見慣的和平示威方式，保護自己的權利了；最高當局依然無動於衷，採取強硬措施壓制。 　　戊戌變法後，全國各地，民間團體如雨後春笋，蓬勃發展；民間的老社團--同鄉、宗親、同業和各種慈善組織也生機勃發。 　　6月17日，川漢股東走在粵漢等地同業前面，率先成立了保路同志會。背後支持這個組織的是四川諮議局的領導人。 　　這次四罷，是清政府強行接收川漢鐵路公司的財產觸發的。兩個月零七天的和平交涉過去了，清政府不但沒有順從民意，改弦易轍，反而在8月8日，郵傳部任命川漢鐵路公司駐宜昌總理李稷勛為國家鐵路駐宜昌總理，繼續用川漢鐵路公司的資產修築鐵路。實質是強行接收這個公司的資產，立即變為國有。股東們非常激憤，開會做出決定，撤銷李稷勛駐宜昌總理的職務。清政府變本加厲，用皇帝的名義欽派李稷勛為國家鐵路駐宜昌總理。股東們忍無可忍，通過決議，即日起開始四罷（罷市、罷課、罷工、罷耕）。 　　這些示威活動有幾個特點： 　　1.和平，守法。成都街頭搭了許多牌樓，上面供奉“光緒德宗景皇帝之神位”旁書以光緒皇帝名義下達的聖旨中的兩句話：“庶政公諸輿論 川路准歸商辦”；家家戶戶門首也貼上有同樣字句的黃紙；市民朝夕焚香禱祝。 　　2.同抗繳租稅相結合，卡住錢袋子，抓到了專制統治當局的命脈。 　　9月1日，川漢鐵路股東會議發出不納糧稅通告，宣布“自本日起，即實行不納正稅，不納捐輸。”“布告全國，聲明以後不擔任外債分厘。”（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86頁。） 　　3.與粵、湘、鄂等地的抗議活動互相呼應，成為全國性大規模的示威。 　　不過，人民走進現代社會了，統治者還滯留在中世紀。他們應對的措施是： 　　1.切斷信息流通。嚴禁報刊登載這類消息，禁止電信局發送有關電報。 　　2.堅決拒絕民間和地方官員維持商辦的請求。 　　在罷市和罷交捐稅浪潮威脅下，四川總督趙爾豐於9月2日給內閣協理大臣那桐（副總理）發出電報，坦陳當前局勢。他說： 　　“川人已定宗旨，不能俯准商辦，即實行停納錢糧、雜捐，以為對待。他不具論，即兵餉立竭，勢將嘩潰，全省坐以自斃。” 　　“自立憲之說鼓吹，人人有自由觀念；自留東學生歸來，多半狂悖言論。今藉口路亡國亡，浸潤灌輸於一般人民之心理，群情激憤，矢志決心。……川省有變，湘、鄂亦必繼踵而起”。“總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准歸商辦，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壞；如不准所請，則變生頃刻，勢不得不用兵力剿辦，成敗利鈍，實不能臆計。至全國受其牽動，尤為爾豐所（不）敢任咎。”（《革命開國文獻》第一輯史料三第1554~1555頁，國史館印行，1996年台北縣新店市。） 　　話說得非常尖銳，非常中肯，也非常沉痛。可是，清政府以“奉旨留中”四個大字，束之高閣，置之不理。化解危機的機會又一次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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