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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辨析:汪精衛是曲線救國嗎?

http://www.CRNTT.com   2013-01-12 11:22:28  


汪精衛與東條英機
  中評社北京1月12日訊/汪精衛是近代史上充滿爭議的人物;關於其投日另組汪偽政權,當其在世之時,就已有種種意見;在其死後,所謂“曲線救國論”,也一直很有市場…

  汪精衛當年,究竟是不是在搞“曲線救國”?騰訊歷史日前登載專題文章《汪精衛投日算不算“曲線救國”》:

“和談”動機或可理解,“投日”選擇絕不明智

  汪精衛早年“引刀成一快”,暮年卻做了漢奸。究其內在動機,當事人及學術界多有抱以同情者,或曰汪氏投敵“有其高尚和愛國的一面”(美國史學家約翰.亨利.博伊爾),或曰“他絕不是一個甘心賣國的人”(金雄白)。此事究竟該如何評價?

  沒必要過分苛責汪氏對抗戰前景的悲觀態度

  汪精衛投日,與其對抗戰前景的悲觀有莫大的關係。1932年1月,日軍在上海製造“一.二八”事件,汪氏就說過,政府必須“盡可能範圍內,極力忍耐,極力讓步,表示我們無意開釁”,因為“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備。”這種悲觀,貫穿了汪氏的餘生。1937年7月29日晚,汪氏在南京發表題為《最後關頭》的廣播講話。講話的主旨,是動員民眾起來抗戰;但講話的內容,卻集中於“犧牲”二字,汪氏說:“犧牲兩個字,是嚴酷的,我們自己犧牲,我們並且要全國同胞一齊犧牲,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的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為灰燼,不使敵人有一些得到手里……”——不難看出,悲壯之中有濃厚的悲觀情緒。基於這樣一種認知,自該年8月起,汪氏連續致函蔣介石,主張對日和談。據楊天石統計,截至12月南京淪陷,“在此前後,汪精衛勸說蔣介石與日本言和,共達十多次。”

  但沒有必要過分苛責汪氏的這種悲觀。“抗戰必然亡國”這種認知,在當時並非汪氏所獨有,相反,是許多人的“共識”。政界中人如孔祥熙、何應欽等自不必論,學界中人,陳寅恪、胡適也有相似的認知。據《吳宓日記》1937年7月14日記載:“晚飯後,與陳寅恪散步。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雲雲。”7月21日又記:“惟寅恪仍持前論,一力主和。謂戰則亡國,和可偏安,徐圖恢復。”而胡適在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變爆發之前,也曾是堅定的“主和論”者。其餘如青年黨黨魁左舜生、國社黨黨魁張君勱、《大公報》主持者張季鸞,在南京失陷前後,也都曾向蔣介石“進言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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