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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陪都重慶：一些曾被忽略的側面

http://www.CRNTT.com   2014-01-18 11:17:33

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 　　中評社北京1月18日訊／“過去讀史，以為1940年代中國抗戰進入最困難時期後，只是中共根據地異常艱苦，乃集中精力開展大生產，佐以精兵簡政等措施，未嘗想到國民黨抗日部隊亦面臨如此空前之困難，而且還沒有類似中共的大生產運動；過去常講美國運輸大隊長給蔣介石運來槍炮物資，國軍是美式裝備，耀武揚威，吃的是美國罐頭，喝的是美國威士忌，未嘗想到美國大兵之來，甚至成為抗戰末期壓垮國民黨的最後的稻草之一。以國民政府軍上述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況，在對日作戰及對中共作戰中常常處於下風，甚至大批大批轉投中共，一教育、一訴苦就可以調轉槍口，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同時也反映出，官兵生活得不好，決不是小事，它足以撼動軍政大局。”《同舟共進》雜誌今天刊載文章《抗戰時期陪都重慶：一些曾被忽略的側面》，全文如下： 　　自抗戰爆發、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後，由於日敵的嚴密封鎖與狂轟濫炸，戰爭的巨大消耗，陪都的經濟環境變得惡劣，生活條件日益艱苦。到了抗戰中後期，通貨膨脹嚴重，百姓生活狀況趨於惡化，情況越來越糟。本文擬從生活在戰時陪都一些人士的日記與回憶錄中，擷取不同的側面（其中某些地方似曾一直為人們所忽略），以使讀者得到一些直觀的印象。  【簡陋的辦公與住宿條件】  　　在戰時重慶，沈劍虹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國際宣傳處英文編撰科科長，國際宣傳處撤退到重慶後，“大家擠在重慶兩路口巴縣中學原址一幢破舊不堪的校舍內辦公”，“除極少數人之外，幾乎全體同仁，上自副部長、處長，下至科長、主任、科員、辦事員都在巴中覓地自建竹筋、土牆、泥地、稻草頂的房子，藉避風雨”。（沈劍虹《半生憂患——沈劍虹回憶錄》）  　　嘉陵賓館，在當時的重慶是眾人矚目之地。1940年7月1日，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開幕，蔣介石請全體中委的晚宴就在此處舉行。但這一戰時陪都最好的賓館檔次究竟如何，顧維鈞有一個有趣的回憶可供參考。1942年10月，他從駐英大使任上回重慶述職，“我聽說這是重慶設備最好的旅館，必要的衛生設備齊全，但不足之處甚多。房間裡的電鈴沒有電，不響。抽水馬桶因水管損壞，不能自動衝洗。夜間，燈光十分昏暗，我不得不用鼻子聞一聞來辨別是哪種食物。但是，這是整個重慶最好的旅館……我睡在一張類似我在國外監獄看見過的那種簡陋的鐵床上，又小又窄，而且油漆剝落。我暗思，中國處在戰爭狀態中畢竟已有五年之久了。”（《顧維鈞回憶錄》，中華書局1987年版）  　　可能戰時重慶的居住條件確實較差，馮玉祥貴為軍委會副委員長，看到一些人住洋樓，也表示憤憤不平：“因為我是個丘八出身，忍不住，沒涵養，聽說巴中周圍的洋樓都被炸了，我真是忍不住要說幾句話，這些少爺小姐們，在上海、南京、武漢都是住的小洋樓，到這里的重慶還是花了幾十萬元蓋洋樓，把百姓的血汗都消耗在上面，為什麼這樣辦，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是抗戰，什麼是打仗。”（《馮玉祥日記》第5册，1940年6月11日）  　　蔣的親信，曾任江西省主席、中央設計局秘書長、東北接收主官等要職，戰時以國民政府軍事代表團團長身份赴歐美訪問的熊式輝，1943年4月15日回到重慶，發現他的家人、親友也很不寬裕，“住”是一大難題：“行裝甫卸，紛紛於親友之往來訪問，所見一般衣衫多不齊整，午至山洞與家人團聚，居室服食，甚為簡陋，但重見諸兒女甚樂，俱未言苦，城內屋租奇昂、無所居處，晚借空軍招待所暫寓。”（《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  　　1939年3月，浦薛鳳至重慶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之職，“初到時即聞房荒。時有謀事不如娶妻易，租屋不如謀事易之諺。以各大學而論，確有一個家庭擠住一間房子者。中央大學之建築，全屬臨時性質。一切竹撐泥牆，因陋就簡。大抵一家只一間房。一般公務員宿舍亦擠得不堪言狀。大房間要住十餘人，小房間要住三四人。攜帶家眷者更覺痛苦。”  　　不過，孫科的住房似乎較好，在嘉陵江邊蓋了一所“圓廬”作公館，據說是由他的“二夫人”藍妮出資所建。建成後，藍妮以圓廬主婦的身份陪伴孫科，招待來賓。但住不到幾年，藍妮還是嫌轟炸威脅下的重慶生活單調，且時處險境，於1940年重返日偽占領下魚龍混雜、十裡洋場的大上海，周旋於陳公博、周佛海、褚民誼等日偽要人之間，如魚得水。戰後且讓孫科出面為這位“敝眷”索回被查封的財產，鬧得滿城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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