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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繼武:剖析極端暴力的政治心理之維

http://www.CRNTT.com   2015-03-31 12:54:16  


 
  上述看法看起來似乎有點反直覺,即,恐怖之事的行為者居然不恐怖。但是,這種看法確實也得到了相關的事實的證實,比如上文所述的艾希曼。審判艾希曼時,是進行電視轉播的,讓阿倫特自己感到意外的恰恰是,站在法庭上的艾希曼就是一個鄰家的普通市民,而不是我們傳統上所聯想到的喪心病狂之徒。恐怖主義者也是如此,我們往往認為恐怖分子是一些精神病態者,他們出身寒微,遭受挫折,心理扭曲。但是,通過大量的恐怖分子的集中分析,政治心理學者又發現,很大一部分恐怖分子並非是如此,他們或許出身於中東的富豪之家,在歐美接受的教育,非常熟悉歐美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而且他們可能平時過著與正常人無異的生活。當然,根據最新的研究,已經有很多證據和著述,質疑阿倫特的“平庸的惡”。二零一四年德國學者貝蒂娜·斯坦尼思(Bettina Stangneth)出版了《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一書。根據閱讀一九六一年被審判之前艾希曼的回憶錄和文件,她發現艾希曼其實不是一個阿倫特所言的“不會思考的人”,而是一個極度理性、獻身於納粹事業的納粹黨人。很明顯,阿倫特是被電視上的艾希曼欺騙了。實際上,這進一步加強了極端政治心理的理性特征。

  早期理解極端勢力和分子的理論,試圖從行為者本身的屬性入手,去理解這些人為何具有那樣的特質。“二戰”結束後,對於歐洲土地上為何法西斯如此盛行,政治心理學家開始思索德國人的家庭教育及其特殊的人格。在開創性的《威權主義人格》一書中,一些學者試圖通過心理測量的方式,得出德國人天生就具有一種順從權威的人格特質,而且是在家庭教育中形成的。但這種偏向於國民性研究的權威主義人格,遭受到了大量的批評。而且,“二戰”期間,心理學家弗羅姆在《逃避自由》名著中精彩地指出: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的興起,是由於現代人的自由過剩所致,即物質文明的提高,以及宗教革命將人們從神的天命下解放出來,但是人在面對自由選擇時,往往陷入自由過剩以及焦慮之中,所以希特勒的產生正是順應了這種歷史心理。這種精神分析學說,往往經受不起科學的考證以及證偽。因為精神分析學說對於極端勢力的解讀,其基本假定往往就是基於人的潛意識中的暴力衝動,這種潛意識起因可以是性欲,也可以是死亡本能等。將人的破壞性歸結於人的內在潛意識,認為病態的性情和特質導致了極端的政治行為,這與我們上文所述的相反,既遭到了理論層面無法證偽的挑戰,同時也是與諸多事實不一致的。因而,論及各種極端政治勢力及其分子,我們需要規避慣常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即這些人的人格是怪異的,心理是歪曲的,情緒是變態的等等。

  僅是宗教嗎?

  傳統上,極端勢力往往容易跟各種宗教原教旨主義聯繫起來。比如,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襲擊,是伊斯蘭世界對於西方文明的仇恨體現,“基地”組織及其精神領袖拉登成為這種宗教與文明之間衝突的象徵符號。這也導致十餘年前,美國“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時,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又甚囂塵上,儘管他本人對此予以否認。事實上,極端政治勢力與宗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一般來說,宗教成為各種極端政治勢力背後的意識形態基礎之一。放眼全球,伊斯蘭世界與西方基督教文明之間的情感對決,成為歐美國際恐怖主義發生的重要背景。而在其國內社會,愛爾蘭共和軍、加拿大魁北克以及俄羅斯車臣等分離勢力,更多是族群衝突的體現。在此意義上,族群之間的分離與獨立要求,成為一種類似於宗教式的強烈訴求。透過這些紛繁複雜的政治暴力及其訴求,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極端勢力的政治目標,並不在於宗教的獨立或自主,而是為了達到政治性的目的,這些目的包括相關領土的獨立和族群的自決,影響各國國內政治,形成各種政治交換或交易。但是,極端政治勢力的目標導向,並不會導致手段和措施的可協調性,也就是說,他們更多的目的在於通過製造恐怖活動,造成更大的社會恐懼,以此吸引更多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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