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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劍雄:任何政府都會利用民族主義 | |
http://www.CRNTT.com 2008-12-28 10:26:37 |
中國的很多歷史記載並非真相 自魯迅嚴厲抨擊“國民性”以來,“國民性”這一概念幾乎成了一種貶義。葛劍雄認為,“國民性”這一概念,更麻煩的是它空泛抽象,所指不明。他說,對於“國民性”,並不是找到國民共有的特點,然後以此界定就可以的。比如,說中國人“勤勞勇敢”實際上毫無意義,因為別人同樣也勤勞勇敢。他說,以前討論國民性時,犯了幾個認知錯誤。比如以偏概全——將某一種行為或現象普遍化。他說,無論是考察國民性還是文化,都不能僅僅根據某些人的話和某些例子定義,而是應該在存在一個參照物做比較的情況下才能得出結論。找一個“典型”來研究的方法也是錯誤的。一些中國人似乎非常樂於引證外國人對於中國的看法。葛劍雄認為,這取決於這個外國人有多了解中國。那麼歷史記載呢?葛劍雄指出,作為一個有幾千年專制歷史的國家,中國的很多歷史記載並不能反映事實的真相。 在回答聽衆關於民族主義的提問時,葛劍雄認為,只要世界上還有民族的區別,民族主義是很難避免的。任何政府都會利用民族主義,不過應該有一個度。但中國人沒必要和韓國人在歷史解釋上計較,他們對歷史的誇張可以理解,我們不是也很誇張嗎?何況,韓國對保存中國傳統文化還是有貢獻的。在這個問題上要站在國家利益上,而不是逞一時之快。 古代的“孝”是一種社會需要 “國民性”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如何捕捉?葛劍雄認為,對於華夏諸族來說,共同的文化特征集中反映在天下觀、倫理觀、義利觀和信仰觀上。 葛劍雄認為,文化的基礎是生產和生活。他舉了一個例子:為什麼北方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後,他們的文化被改變了?原因不是他們想改變,而是地理環境、生活空間改變了,他們要想維持原來的生產生活方式很難。即使老一代還想堅持,從小就在新環境裡長大的年輕一代也不幹了。 接著,他從文化人類學視角指出,特定的文化觀念不過是一種社會需要,他說,像“孝”這種東西,在古代不單單是一種親情,而是一種社會倫理,甚至成為法律,但它的起源實際上與農業社會的生產生活特點有關。農業社會的生產生活沒有斷裂和躍遷,而是一種周而複始的重複,老人的經驗極為重要,尊老就是在這種層面上形成的。而老人得靠兒子供養,兒女還得靠家族,所以中國人形成了家族觀念。而家族要繁衍,所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倫理觀念就在這樣的需要下形成了。 唐太宗發命令要寡婦改嫁,而在宋以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卻鼓吹得很起勁,葛劍雄認為,這是因為唐朝的人口不多,但宋以後人口已經太多了。 正因為文化、倫理與特定的社會環境以及生產生活聯繫緊密,葛劍雄指出,改革開放後,以往的觀念也發生了改變,在現在的社會結構裡,已經不可能“以孝治天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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