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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先生 |
中評社北京4月27日訊/胡適與錢穆都是中國現代歷史上有影響力的學者,其一生恩怨行止、學問分歧所體現的有典型意義的不同的文化態度與文化智慧,對於深陷於東西方文化之爭的今天的人們,無疑依然有著極強的代表與啟示性的意義。
錢穆自學成才,後來到北大任教,胡適起了關鍵的作用,但錢穆卻並不因此而在學術上苟同他。他的許多觀點都與胡適不一致。胡適認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於孔子。錢穆認為老子晚到戰國,晚於孔子,略早於韓非。學生知道他們之間學術觀點不一致,故意拿胡適的觀點來詰問錢穆,他也毫不掩飾,經常在課堂上批判胡適。據他的學生回憶,他常當眾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並指出哪里哪里錯了。一次,商務印書館想請胡適編一本中學國文教材,胡適認為錢穆有多年中學教書經驗,希望他能與自己合作主編。但錢穆卻婉言謝絕了,他認為兩人對中國文學的觀點大相徑庭,一起編不合適,最好各人編一本,讓讀者比較閱讀。胡適沒想到他會拒絕,氣得拂袖而去,從此兩人漸行漸遠。
其實,胡適與錢穆的交往,具體的學術分歧尚在其次,錢穆不滿胡適最主要的一方面,是胡適提倡的新文化運動,蕩滌傳統價值倫理,批判中國傳統文化提倡西化,使得他們在一系列方面缺乏共同語言。錢穆評新文化運動,“凡中國固有必遭排斥”,“厚誣古人,武斷已甚”。對胡適本人,也連帶批判:“當時中病實在一輩高級知識分子身上。而猶如新文化運動諸巨子,乃群據大學中當教授,即以大學為根據地大本營”,“胡適之在北京大學明白昌言,中國之有大學必確然自北京大學始。‘二十五史’所載歷代國立太學皆擯不得列於大學之林。此誠無法解說者。”對自己,則慶幸:“時餘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湧來。而餘已決心重溫舊書,乃不為時代潮流挾卷而去。及今思之,亦餘當年一大幸運也。”“至於當時國人群慕西化,則自慚譾陋,未敢妄議。”(《師友雜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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