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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再複：我和李澤厚不否定革命歷史合理性

http://www.CRNTT.com   2011-09-17 09:32:15

財新《中國改革》：你認為自己在上世紀80年代“盡了一個思想者的責任”，但這也導致你後半生的漂泊。如果當時能預料到這種情況，還會如此活躍和“反叛”嗎？ 　　劉再複：如果沒有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一些被視為“異端”的理念，我可能就不會有漂泊的第二人生，這一因果是個事實。但是，對於人生，我只追求豐富，並不求功名與平穩。正因為這樣，我才特別喜歡喬伊斯所說的，“漂流是我的美學。”在此心態下，我可以明白地回答：即使當時能意料後半生的軌跡，80年代我還是會如此坦然。我還想補充一句話：思想者把思想自由視為最高價值，漂泊讓我贏得思想自由和表述自由，如果在上世紀80年代能預料到可以贏得這一幸運，那麼我的思想將更加活躍。 “告別革命”是與非 　　財新《中國改革》：上世紀90年代你與李澤厚先生在海外談“告別革命”，引起一片嘩然，至今依然未被主流話語接受。請問你認為原因何在？ 　　劉再複：“告別革命”，說到底是告別暴力，即告別那種大規模的、群眾性的、以暴力流血推翻現政權的方式。這種告別，執政者本應當是歡迎的。但是，“執政黨”如果沒有從“革命黨”的思維框架里走出來，就會覺得“告別革命”理念否認革命（武裝鬥爭）的合理性。其實，我和李澤厚先生一再聲明，我們並不否定以往革命的道德正義性和歷史合理性，只是認為暴力革命並非歷史的必由之路，革命並非絕對聖物。改良、協商、妥協（不是沒有鬥爭）的方式可能更有益於減少歷史前行的代價。固守“革命黨”思維框架，自然就不能接受“告別革命”理念。 　　從某些反對者的角度說，他們認定改良、妥協的辦法行不通，需要“重新洗牌”，所以，他們也反對“告別革命”。 　　對立的雙方，在哲學上是一致的，都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思維方式；雙方在思想脈絡上也是一致的，都是近代激進主義思潮的繼續。不能接受“告別革命”的原因還涉及中國的大、小文化傳統以及“除惡務盡”的國民性問題等等。說來話長，留待以後再講吧。 　　財新《中國改革》：今天的中國社會狀況與你和李澤厚對談時相比，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告別革命”的觀點在今天是否仍適用？ 　　劉再複：《告別革命》對話與整理的時間是1992年至1994年。香港推出第一版的時間是1995年。到今天，中國已發生很大變化，特別是經濟飛速發展，中國已相當富強並將更加富強。然而，歷史總是悲劇性地前行，發展付出了巨大的倫理代價，還帶來社會變質和兩極分化。 　　法國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其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闡發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見解，他認為，暴力革命往往不是發生在貧困即經濟匱乏時期，而是發生在經濟上升、社會繁榮而產生兩極分化的時期。更何況，中國人向來能忍受貧窮，但不能忍受“不均”，更容易產生怨憤和不滿，在這種歷史場合下，“告別革命”或“繼續革命”的選擇，帶有極大的現實意義。階級差別、階級矛盾將永遠存在，在矛盾衝突面前，只有階級調和（改良、妥協）與階級鬥爭（即暴力革命）兩種基本選擇，我們認為，前一種選擇比較好，代價比較小。但調和不是投降，不是沒有原則，不是沒有鬥爭。其實改良、調和更複雜、更麻煩。 　　我和李澤厚先生只管“念佛”，不管“行佛”，只能回答你的理念問題，不能回答是否“適用”於當下實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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