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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丹年：渣滓洞刑訊室考

http://www.CRNTT.com   2014-03-02 09:32:33

設立渣滓洞看守所的緣由  　　要對重慶行轅第二看守所（1947年12月—1949年11月，俗稱“渣滓洞監獄”）從司法角度進行考察，首先要明確一些基本概念。最重要的是，渣滓洞看守所與“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1943年4月—1946年1月）無關，也沒有什麼“中美合作所48套刑罰”。其次，看守所不負審訊之責，它只配合審訊。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重慶設為行轅。內戰開始後，1947年夏天改為綏靖公署，1949年國共和談，太平有望，又改為西南長官公署。名稱雖變動，但組織內容基本未變，習慣上還是稱“行轅”。  　　行轅軍法處設有“重慶行轅第一看守所”，主要關押刑事犯、寄押軍事犯。地點在下半城原老巴縣衙門監獄（今解放東路巴縣衙門巷），其女監一直保存至21世紀初。  　　1947年6月1日深夜，國民黨軍警憲特進行全國性大逮捕，重慶被捕人數達260多人，各拘押點人滿為患。據《民主報》記者唐弘仁回憶，他們被集中關押在棗子嵐埡漱廬，普遍審訊後釋放了一批，轉移到石灰市稽查處看守所，又釋放一批。最後留下25人，加上從貴州轉送來政治犯10餘人，共30多人，轉押渣滓洞長期拘禁。  　　正是為了長期監禁這批政治犯，當時公開與秘密身份分別為重慶行轅二處處長、保密局情報處少將處長的徐遠舉，決定設立行轅第二看守所。徐遠舉在《血手染紅岩》中說，它是一個沒有編制的單位，行政關係隸屬於行轅二處（情報處）；受行轅一處（軍法處）、保密局西南特區的指導和監督；業務上與保密局白公館看守所、交警直屬大隊聯繫。  　　任務為：配合審訊工作，負責秘密處決，負責看管並考核在押者之思想。看守原則為：男女分監，輕重分監，新舊在押人分監，重要者鐐禁（1954年在押人員鄧培新交代材料《渣滓洞情況》）。  “司法改良”卻“有法不依”  　　看守所是國家司法體系的終端機構。根據民國《看守所組織條例》，其職責是看守監管，配合審訊（如提押犯人），看守所本身並不承擔審訊之責。它需要配置鐐銬戒具，但不應該有為逼問口供而設置的刑具如老虎凳、烙鐵、竹簽子等。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簽訂不平等條約，其中“治外法權”的主要借口就是中國監獄管理野蠻落後，洋人不能受“土罪”，於是“監獄改良”成了政府需要解決的緊迫政治問題，列為清末新政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晚清民主思潮中，國家主權屬於人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識逐漸向社會普及，野蠻刑訊已經從法理上被摒棄，是監獄改良中首先要革除的行為。1901年7月19日張之洞和劉坤一呈上關於監獄制度改良的奏折，提出編纂新法典、改良司法部門。晚清政府想通過司法改良來爭取廢除“治外法權”，換取列強承諾，這成了在國際背景下民族生存競爭能力的標誌之一。  　　孫中山於1912年3月發布的《大總統令內務司法部通飭所屬禁止體罰文》中規定，不論司法、內務各官署，在審理及判決民刑案時，不准再用笞杖（抽鞭子打板子）、枷號及他項不法刑具。其罪當笞杖、枷號者，一律改為罰款和拘留。孫中山在《大總統令內務司法兩部通飭所屬禁止刑訊文》中規定“一概不准刑訊……從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毀。”  　　建設“文明監獄”，以“隔離感化”代替“笞杖刑訊”，是近代中國司法改良的核心。從法理上說，如果看守無理地對犯人進行肉體折磨，也是違規。因此，在渣滓洞曾出現過這種情況：政治犯們理直氣壯地一齊對看守怒吼“不許打人！” 　　2003年一個雨天，筆者參觀“行轅第一看守所”即老巴縣衙門監獄的女監，猶覺其陰暗潮濕，低矮狹小如關動物的囚籠。犯人直接睡在泥地上，冬天給幾塊木板當床。1949年1月脫險志士金成林等人從渣滓洞押往第一看守所（準備由特刑庭公開審判），在這裡被同牢的刑事犯欺負，躺在泥地上凍慘了，次日主動和刑事犯搞好關係，才被允許上木板去。之後通過交談，刑事犯們對這幾位政治犯十分佩服（脫險志士金成林於2010年10月29日回憶）。  　　相比較而言，行轅第二看守所即渣滓洞，明顯有一些“文明感化”設施，底樓及平房有上下鋪床位，院墻上寫有感化詞，初期允許政治犯設立圖書室、小賣部，還可打籃球。渣滓洞看守長李磊，表面上對政治犯態度和藹，滿口新名詞，標榜自己是思想進步的新派人物。龍光章去世，他主動找政治犯搭話表示同情，聽說難友們準備追悼會，“不僅同意，而且他還要參加並作主祭人”。就算非常虛偽，也說明當時確實在進行監獄改良。順便說明，龍光章去世，難友們籌備追悼會時考慮過進行絕食鬥爭，但獄方同意開會，就無需絕食了（弗公《親歷者回憶“龍光章追悼會”經過》，《重慶渝中政協文史資料》第20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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