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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民進黨推動“文化台獨” 怎麼辦?

http://www.CRNTT.com   2017-12-06 00:12:14  


台灣不可以為了任何政治理由,刻意扭曲歷史事實,欺騙下一代。
  中評社香港12月6日電/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黃光國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1月號發表專文《台灣史、文化中國與反殖民帝國主義》,作者認為:“在民進黨推動‘文化台獨’的今日,正是兩岸學術及文化界攜手合作、重新建構‘文化中國’的最佳良機。兩岸在‘文化中國論壇’上攜手合作,不僅是為了爭取華人人文社會科學界的話語權,而且是要為陷入困境的世界文明提供一條可能的出路,這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責無旁貸的任務,必須承擔起這樣的使命!”文章內容如下:
 
  前言

  有一位主張“台獨”的教授講過一句名言:“有比誠實更為重要的道德,那就是‘台獨’”。我完全反對這種說法。“思源學會”與“史記出版社”聯合舉辦“歷史課綱研討會”,我的主題演講題目是:《台灣史、文化中國與反殖民帝國主義》。我的基本立場是:“誠實”是所有道德的基礎。“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中庸.第二十章》,“不誠無物”,我們在教育下一代的時候,可以因為無知而犯錯誤,但絕不可以為了任何政治理由,刻意扭曲歷史事實,來欺騙下一代。

  基於這樣的立場,在回顧台灣史與文化中國的關係時,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德國哲學家雅斯培在他所著的《歷史的根源和目標》一書中指出:紀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間的600年,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軸樞時期”。在這段期間,世界上幾乎是彼此互相隔絕的幾個地區,分別出現了許多思想家,由四位偉大的聖哲將其整合成獨立而且完整的思想體系,他們是:蘇格拉底、耶穌、孔子和佛陀。

  佛教在漢明帝(西元28-75年)時代傳入中國,和中華文化傳統互相結合,塑造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東亞文明。儒家文化最大的特點,便是擅長於吸納外來文化。“遼以釋廢,金以儒亡”,許多外來文化進入中國之後,都因為接受業已融為一體的“儒、釋、道”三家思想,而被儒家文化消化掉。

  西方崛起與殖民帝國主義

  西元一千年之前,信仰基督教的歐洲處於“黑暗時期”(dark age),和同一時期的非洲差異並不大。自西元637年起,新興的回教勢力掌控了耶路撒冷。到了十一世紀,基督教徒以奪回聖城為名,發動十字軍東征,前後八次(1096-1291),將希臘傳統帶回到基督教世界,兩者互相結合,導致十四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運動發生後,歐洲人開始探索外在世界,促使現代科學的萌芽,並使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1521年,麥哲倫帶領的探險船隊來到菲律賓。他因為捲入一場跟土著的衝突,而命喪宿霧。四十年後,西班牙派船隊征服了菲律賓。1619年,荷蘭人攻佔爪哇島上的雅加達,改名巴達維亞,並以東印度公司的名義,對印尼進行殖民統治,長達三百五十年。明代萬曆期間,這兩個國家先後來到台灣,建立根據地,展開勢力競逐。

  南明時期,志在“反清復明”的鄭成功,率兵攻打南京失利,接受商人何斌的建議,於1661年4月30日攻下鹿耳門,經過將近一年的苦戰,終於打敗荷蘭駐軍,於次年2月1日,與荷蘭人簽訂十八項協議,取得台灣的統治權,漢人自此開始大批移入台灣。

  在歐洲方面,十七世紀啟蒙運動發生,歐洲科學更是快速發展;十八世紀發生工業革命,到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興起,法、英、美等西方國家紛紛採取殖民帝國主義,往外擴張,尋找市場,掠奪資源,將許多非西方國家納為殖民地。

   百年羞辱與五四意識形態

  中國自從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失敗之後,開始進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時期,對於西方列強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幾乎毫無抵抗能力。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推動“尊王倒幕”的武士,看到這種情形,認為這是日本向外擴張的大好時機,因而提出所謂“征台”、“征韓”論,並於1874年藉口“牡丹社事件”,發動“征台之役”。

  二十年後的1894年,朝鮮發生東學黨之亂,政府向宗主國清朝乞援,日本也趁機出兵,因而爆發甲午戰爭。清軍大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人民群起反抗,官紳階級發起組成的“台灣民主國”潰敗之後,各地民眾紛紛組成義勇軍,浴血抗日,歷時約六個月,乙未戰爭才暫告一段落。嗣後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原住民部落的武力抗爭,持續長達二十年。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經過一個世代的勵精圖治,不僅打敗中國,更在中國的領土上,發動“日俄戰爭”(1904-1905),打敗俄國,迫使俄羅斯帝國不得不將它在滿州的權益讓給日本。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種“任憑宰割”的切身之痛,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對自己的文化信心全失。

  1916年,袁世凱陰謀恢復帝制,通令全國尊孔讀經,激起了一波“新文化運動”。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妥協,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來,輿論大譁,北京學生上街頭抗議,新文化運動轉變為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作為主要訴求的愛國運動。

  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下,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界普遍盛行著三種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在國共內戰時期,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英、美的議會政治;親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然而,他們對於這三種意識形態的堅持,卻沒有兩樣。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之間立即爆發了慘烈的內戰。中共在1949年獲取政權,國內情勢底定之後,旋即發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會改造運動,最後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文化中國與“去中國化”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台灣各級學校任教的日籍教師都被遣返回國。對於台灣的歷史發展而言,民國三十八年(1949)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那一年,跟隨國民政府撤守到台灣的兩百萬人中,包括六十萬大軍,以及一群來自全中國各地的文化菁英。這些人在各種因素的因緣際會之下,被歷史洪流陸續送到了台灣,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三次的“士族大遷徙”。他們迅速填補了日籍教師在各級學校所留下的真空,開始在台灣社會中播下“文化中國”的種子。

  在蔣經國主政的時代,跟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文化菁英,像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尹仲容等人,和台灣企業界的優秀人士,像王永慶、張榮發、高清願等等,再加上台灣民眾的共同努力,不僅塑造出“四小龍”的東亞經濟奇蹟,而且把台灣的民間社會塑造成一個“比中國更中國”的“文化中國”。

  “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是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在1980年代提出的一個概念,原本是指離散於大陸之外的華人文化區。1994年李登輝在國民黨內掌權之後,為了從根剷除國民黨的勢力,開始借助李遠哲的“諾貝爾獎”光環,發動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410教改”,叫出“廣設高中大學、消滅明星高中、打倒升學主義”等等的民粹式口號,毫無章法地盲目移植美式教育。陳水扁執政之後,又全力推動“去中國化”,在台灣搞出一種沒有“品管”的教育。經過一個世代的荼毒,不僅塑造出一個看不到願景的“缺德”世代,而且將技職教育摧毀殆盡;自“中研院”以降的高教體系,也面臨全盤崩潰的危機。

  面對這樣的危機,台灣學術界最重要的反省力量,就是所謂的“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這個運動落實在“台灣史”的領域,我們的首要原則,就是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建立“文化中國”史觀,嚴格界定“族群衝突”和“反殖民帝國主義”之間的區別。在台灣歷史上,發生過許多次的漳泉械鬥、閩客械鬥、原漢衝突,台灣光復後,更發生過“二二八事件”,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這些衝突都是屬於“族群衝突”。相較之下,鄭成功攻略台灣、牡丹社事件、台灣民主國、乙未戰爭、噍吧哖事件、霧社事件等等,則是不折不扣的“反殖民帝國主義”的鬥爭。用中共的語彙來說,前者是“內部矛盾”,後者是“敵我矛盾”,兩者涇渭分明,不可混淆。如今蔡英文政府為了推動“文化台獨”,刻意扭曲歷史,一面把國民政府和鄭成功打成“外來政權”;一面又全力美化日本的殖民統治。這難道不是故意在欺騙我們的下一代嗎?

  至於主張原住民才是台灣文化的“主體”,更是充滿了欺瞞性。最近蔡政府的“國家語言政策”之一是:“要求本國語文教育應當強化台語、客家語、和原住民族語的語文素材,與世界接軌”。事實上,目前官方承認的十六個原住民族總人數為54萬餘人,其族群人口規模從二百多人到二十多萬,最大差距達到一千倍。2001年之後,在原本九族之外,政府陸續認定的七個族群中,邵族、撒奇萊雅族、噶瑪蘭族、卡那卡那富族,和拉阿魯阿族等五個族群的人口都在二千人以下。這五個族群使用的語言已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極度瀕危滅絕”狀態。而許多平埔族的語言根本已經是處於“滅絕”狀態。“強化原住民族語的語文素材”,如何可能“與世界接軌”呢?這不是“文化台獨”的意識形態是什麼?

  從雅斯培“四大文明”的觀點來看,世界上構成“四大文明”的完整文化體系,其實只有四個。從文化實在論(culture realism)的角度來看,這種完整的文化體系各有其文化形態學(morphostasis),它們在歷史上的變化,也有其文化衍生學(morphogenesis)(Archer, 1982),是耐久而不會消亡的。

  近代有所謂“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說法,以為來自某一國家或使用某種語言的族群就代表了一種文化。事實上,許多相信“神靈”或“萬物有靈論”的巫文化,在跟這四大文明接觸,經過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或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除魅”(disenchantment)歷程後,其核心價值觀便逐漸被同化掉,留下來的習俗也僅只留下“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fication)或“文化展演”(cultural performance)的功能。

  再從實徵研究的發現來看,Inglehart和Baker(2000)曾經在65個國家作了三波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結果顯示:在控制經濟發展的效果之後,在歷史上屬於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儒教的三大文化區,顯現出截然不同的價值系統。

  文明衝突與人類出路

  在這三大文化區中,系出同源而又同樣信仰一神教的兩大文化區,一方面因為西方國家煽動茉莉花革命,搞得中東地區的許多伊斯蘭國家秩序崩潰,國際難民四處流竄;另一方面國家組成的歐盟,也因為IS不斷發動恐怖攻擊,而面臨解組的命運。在這種情況下,以“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東亞文明,如果能夠吸納作為西方文明之優長的科學哲學,以“主∕客對立”的方式,建構“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則應當可以為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提供一種替代性的出路。

  總而言之,儒家文化傳統在經過“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的破壞之後,華人社會科學家必須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覺,願意投身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致力於從事“文化復建”(Cultural Rehabilitation)的工作,中華文化才可能真正走向“文化復興”(Cultural Renaissance)之路。在民進黨推動“文化台獨”的今日,正是兩岸學術及文化界攜手合作、重新建構“文化中國”的最佳良機。兩岸在“文化中國論壇”上攜手合作,不僅是為了爭取華人人文社會科學界的話語權,而且是要為陷入困境的世界文明提供一條可能的出路,這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責無旁貸的任務,必須承擔起這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