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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夫:大事的細節

http://www.CRNTT.com   2020-05-11 00:03:22  


汪毅夫(中評社圖片)
  中評社北京5月11日電(作者 汪毅夫)清代“同光戌亥間”即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光緒元年乙亥(1875)年間,台灣有日軍“征台之役”、“天降”時疫和清廷“開山撫番之役”三件大事發生。我就此寫了6篇短文:1.《地方志與“大代志”》;2.《“賞穿馬褂”的理由》;3.《安徽老唐在台灣》;4.《唐定奎與“剿番開山”》;5.《西鄉從道的故事》;6.《1874年台灣疫情的歷史留痕》。短文短淺,只談細節,卻又因是“大事的細節”而見其事大也。譬如,關於“既居中國土地,即當一視同仁”與“化外游民”。當年,清廷明確指出:“生番地方,系中國轄境,豈容日本窺視”,“生番既居中國土地,即當一視同仁,不得謂為化外游民,恝置不顧,任其慘遭荼毒”;台灣地方官員則奉旨同日本侵略軍頭目西鄉從道中將交涉,“帶去《台灣府志》一本,內開琅嶠十八社系屬歸化生番,交其閱看”。這個細節告訴我們:各民族“既居中國土地,即當一視同仁”的“國族”觀念,是一致對外必須秉持的;外交無小事,清廷個別官員喪失“國族”觀念、妄謂台灣“番社”住民為“化外游民”的不當言論,有相當惡劣的影響。又如,武力威脅與使用武力。唐定奎奉命率精銳部隊入台,雖未交戰卻給了日本侵略軍強大的軍事威脅,是迫使日本侵略軍撤出台灣的重要因素之一。武力威脅也是使用武力的一種方式。又如,疫情與軍事。日本侵略軍入台後遭遇疫情,軍中疫死者500餘人。清軍各部的兵員和戰鬥力也因疫情而有所減損。重大疫情往往會對軍事發生重大影響。 

   今天要補充的也是相關細節的參考資訊。 

   沈葆楨《沈文肅公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62頁記:“倭奴為天所棄,遘疫甚酷。有竊見西鄉(按,日本侵略軍頭目西鄉從道中將)疏草一段者,其聲哀厲”;第65—66頁記:“倭奴為天所棄,病疫者多,其帥急欲退兵,而其主貪心不戢,內變將作”。顯然,疫情不僅減損了日本侵略軍兵員和戰鬥力,還嚴重影響其士氣和軍心。該書第210頁記:“淮軍病疫,勢若燎原。四小統領,僅存其一。文員歿者五十餘人”,據此可知,唐定奎部後來也發生了嚴重疫情。 

  徐天胎《福建民國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版)附錄之《李鴻章與福建》記:“日本尋釁台灣,由琅嶠攻據牡丹番社,朝旨授沈葆楨為欽差總理台防大臣,李鴻章謂沈葆楨無兵不威,因函告葆楨,以唐定奎所部銘軍駐防徐州之六千五百人東渡援台,協濟新式洋槍炮藥彈水雷,攻守器具甚備。而迭函誡沈葆楨慎固邊防,勿遽開釁,勸其忍辱負重,堅持定見。沈葆楨屢欲與戰,李鴻章屢書諷止,卒能定議罷兵”。從《沈文肅公牘》所收沈葆楨巡台期間給李鴻章的公牘30件可知,李鴻章確實亦是“迭函”、“屢書”於沈葆楨也。反侵略戰爭是正義的戰爭,唐定奎率精銳部隊入台,可對日本侵略軍發生武力威脅、亦可隨時對日本侵略軍開戰。試想,當年日軍若敢開釁必被就地全殲也。 

  附帶言之,《李鴻章與福建》是徐天胎從吳汝綸編著的《李文忠公事略》(日本三省書店1902年版) 抄錄的。梁啟超寫於同期的《李鴻章》(1901。又名《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是另外一種書。 徐天胎又名徐吾行(1906—1987 )生前是福建省文史館館員,著述頗豐。 

  (作者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