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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面臨腐敗和改革賽跑的挑戰

http://www.CRNTT.com   2009-01-23 10:24:54

改革三十年：產權的重新界定 　　記者：古人雲“三十而立”。到今天，中國改革也迎來了自己的而立之年。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你如何看待這改革的30年？ 周其仁：改革開放是逼出來的。過去全盤公有化的計劃體制其實是一套權利體系，當這套體系運轉不下去的時候，它就要被重新界定。這就是改革。所以，我們也許可以把產權的重新界定，作為觀察經濟體制變革的一條主線。概略地說，我國產權制度變遷是分為四個層面展開的。 　　第一個層面，原本全盤歸國家和集體所有的公有制，除了抽象的“全民”或“集體”，所有在其中工作、生活的有實際行為能力的個人，其實受到一整套具體的權利制度的約束。比如，農民在生產隊裡種地，每天要由隊長敲鐘集體出工，誰也不能自行其是。這就是一套權利規範。集體出工，吃不飽飯，怎麼辦？中國改革找到了一個樸素的方法，就是通過承包合約把行為的權利——包括責任和義務——重新界定到農戶。農業承包以及後來的工商業承包，其實就是在這個層面把權利重新界定了。 　　記者：第二個層面呢？ 　　周其仁：第二個層面，通過承包劃出的私人使用權，又發展成可轉讓的權利。就是說，從使用權變為轉讓權。這當然引發更複雜的問題，比如轉讓的範圍、轉讓的規則，以及轉讓價格的形成。其實，所謂市場經濟，就是以資源的轉讓權為基礎的制度。一般講，市場經濟就是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那麼什麼是價格機制呢？無非就是有人喊價、有人還價，然後成交或不成交。這裡，“喊價”和“應價”首先都是一個權利，要是沒有喊價權和還價權，“市場價格”又從何而來？價格位置資源又從何談起？所以，中國產權改革的第二個層次，就是重新界定了轉讓權，包括定價權、喊價權與還價權。在轉讓權的基礎上，資源配置就開始上了市場經濟的軌道。 　　第三個層面，改革開放重新承認了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比如可以自由找工作，雙向擇業選擇，就是承認了勞動者不但擁有他自己的勞動能力，而且可以由他本人決定是不是“賣”出去。“企業家才能”也是一種生產性資源，個人可以與其他要素的所有者訂立合約來創辦民營企業。這一點，對中國生產力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如果沒有這個層次的權利界定，當年的陳志雄就不能去養魚，年廣九也不能搞“傻子瓜子”。這在當時都引發了大爭論，要鄧小平、胡耀邦直接干預才沒有一棍子打下去。回頭看，如果不承認這個權利，怎麼會有後來的經濟局面？怎麼會有這麼多產品生產出來、銷售到全球市場上去？誰想得到，柳傳志領導的聯想能從計算所的傳達室打到了紐約去？馬化騰這麼個年輕的後生就“抓”得住幾億中國QQ客戶？馬雲立志為中小企業服務就真的心想事成？ 　　第四個層次，無論是承包來的、轉讓來的，或者重新創造出來的私人產權，都可以在自願的前提下通過一個合約，形成“以私產為基礎的公產”。過去的公有制絕對排斥私產，但股份制卻以私產為基礎，通過一個合約而形成“公司”，也就是以私產為基礎的公產，來容納相當一部分生產力。沒有這個層次，資本市場從何談起？現在“公司治理結構”的那一套學問，就是如何實現“私產公用”的經驗與理論總結。 　　記者：你所說的這四個層次，就是中國不斷地重新界定權利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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