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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國湧：五四時代是什麼樣的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09-05-04 11:11:14

那個時代才能產生真正學貫中西的人 　　回到“棉紗大王”穆藕初。他在自己創業不久、賺的錢不是很多的情況下，竟然計劃拿出一筆巨款，在經過 “五四”洗禮的學生當中選五個人，贊助他們赴歐美留學，這完全是用民間的方式建立基金會。穆藕初委托蔡元培（以及胡適、蔣夢麟、陶孟和這些人去輔助）物色候選人，最後選出段錫朋、周炳琳、羅家倫、汪敬熙、康白情（他們在五四運動中都有突出表現，此時卻被激進的學生們譏諷為“五大臣出洋”）。這五位學生回國後在學術等領域都有建樹。 　　在五四時代，企業家和知識分子的關係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蔣夢麟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達官貴人往來。企業家的心中有一種對知識的敬畏，對精神的敬畏。那個時代，傳統的東西並沒有失落，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傳承到1919年前後的那幾年，不僅沒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傳承。中國文化溫情、美好的一面，在那些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的身上仍保留著，西方文化中進取、向上的一面，他們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個時代才有可能產生真正算得上學貫中西的人。  　　林毓生先生有個著名觀點，認為 “五四”是全盤反傳統，是要打倒中國的傳統文化。魯迅講“青年人不要讀中國書”，胡適講“中國百事不如人”，錢玄同講“廢除漢字”……這是老師一輩的一些言論，學生一輩的傅斯年、羅家倫也有類似說法，但在這些片言只語後面，仔細看 “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師一輩的胡適甚至那位“只手打孔家店”的吳虞恰恰都是熟悉傳統文化的人，而且一輩子都沒離開傳統文化。胡適晚年致力於《水經注》的版本研究，魯迅雖然叫別人不要讀中國書，盡量讀外國書，但他自己讀的還是中國書多。弟弟周作人說魯迅讀得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魯迅的精神資源很大一部分還是來自中國文化。 　　所以，不能只看這些人說過幾句貌似很激烈的話，就斷定他們是全盤反傳統的。事實上，當時北大的學生有主張白話文、辦《新潮》的，也有主張文言文、辦《國故》的，校方都給予了支持。在北大，馬克思主義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團，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開發表馬克思主義社團的宣言，但北大講其他主義的更多。任何主義，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張，都可以在北大同時並存。這就是蔡元培講的“兼容並包”，它在當時不是一句空話，也不只是北大這麼做。杭州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也辦了類似於《新潮》的雜誌《錢江》、《雙十》，但同時有一個反對白話文的學生淩獨見一人創辦一份雜誌，就叫《獨見》，背後也有一些老師支持，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帶標點。 　　這才是真實的“五四”。 那時沒有遊行示威法，上街集會、遊行是天然擁有的權利——那個時代真正是“大社會、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較弱，政府越弱，社會越大，社會的空間越大，所以才會產生相對開放、相對寬鬆的時代。 　　後人回眸那個時代，總感覺隱藏著什麼不同的東西，其中一個不同就是中國文化的根還沒有被切斷。胡適們雖留洋多年，但骨子裡仍是傳統的中國人，他們身上有中國文化的一面。我們不能狹隘地把中國文化理解為儒家文化、“四書五經”那一套。中國文化有很多側面，特別是我們現在忽略的東西，比如說中國文化中非常強調地域文化，每個地方的文化都獨具個性魅力。胡適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產兒，雖然有西方文化給他的滋養。魯迅身上帶有江浙文化特別是紹興文化的印痕，包括一些負面的因素也是紹興文化帶給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同樣是地域文化帶給他的。抗戰、“文革”，一輪又一輪對文化的毀滅，對文化的傷害，到最後不但切斷了幾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斷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斷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恰恰包含一個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東西。今天的四川人、陝西人可能差異不大，但在50年前、100年前，其差異是非常大的。地域文化如果傳承、延續下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統王朝的壓榨，因為每個地方有它自己相對獨立的文化體系，連換王朝也換不了的一套文化、習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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