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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

http://www.CRNTT.com   2010-10-31 09:41:37  


 
五,“星期六義務勞動” 

  這是蘇俄實行勞動軍事化和戰時共產主義過程中的事。書中介紹說,列寧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在六個月內就能到來,這段時間里就要完全消滅商品生產。他們還同樣對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前景懷抱強烈的期待,認為至少德國可以接受俄國影響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後俄國所有五萬人以上的企業悉被沒收。生產凋敝,“只有印鈔機”在工作,政府沒有了財源。托洛斯基向列寧建言: 

  “要強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讓他們尋找活路,但不能單獨地一個一個地去做,而要集體進行”。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就必須“把日常生活條件社會化;消滅家庭,掀掉一家一戶的鍋灶,吃大鍋飯……不實行軍事化,這樣的社會化是做不到的……軍事化加上一天兩頓熱飯,大家都一樣。吃大鍋飯的做法定能為社會監督創造必須的條件”。作者們認為恰恰是這樣的革命“急性病”導致了一系列錯誤。“國內戰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的”(同上,496~498頁)。在作者筆下,勞動,根本無“自願”和“熱情”可言,多達1500萬—1600萬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時,吃的是大鍋飯。僅聖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於出生率3—4倍。從1917年到1920年該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饑餓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這里1917年的46名科學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僅有23名。其他如俄國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總數為6800萬,到1920年僅剩下3800萬(同上,498頁)。 

六,“全盤農業集體化” 

  書中把20—30年代之交蘇聯的農業集體化稱為“第二個農奴法”(同上,883頁),說它是蘇共開展的一場對付農民的鬥爭,當時估計有200萬富農,150萬中農,800萬貧農。而富農乃是滋生資本主義的勢力,所以要消滅之。對富農實行了“區別對待”的政策:第一類,頑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槍決;第二類,予以流放或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第三類,則將其掃地出門,趕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蘇共中央記錄顯示,僅僅在第一期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就有20萬富農被剝奪財產,60萬被槍殺或遣至集中營,15萬被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同上,884頁)。蘇共中央派出了25萬名共產黨員工作組分赴各地,兩個月內就有全體農戶的58%加入了集體農莊,其家產包括雞鴨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許多農民屠宰牲口,已經被充公的“富農”的牲口由於無人照管而死亡。1928年—1933年牲口總存欄數劇減,直到蘇聯解體,牲畜總數也沒有恢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頁)。群體性抗議事件不斷發生,也不斷遭到鎮壓,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國家安全部門抓獲,其中18,966人被搶決。這一年13,754例群體性案件中7382件因農業集體化而起(同上,890頁)。難怪有人將其稱為第二次國內戰爭(同上,889頁)。農業集體化後1932年—1933年出現了大饑餓,遠遠超過了1921——1922年列寧時期的嚴重程度。這次國外援助沒有一粒糧食到達饑民口中,歸“聯共中央,國家安全總局,紅軍和‘在農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間餓死的人數是650萬,其中有400萬在烏克蘭,因那里的反抗最力”(同上,900頁)。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影響更加深遠的是出生率明顯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達千分之十。但斯大林仍然堅持出口糧食換取工業所需的機器。總計“第二次國內戰爭期間(1930—1933年)死亡人數是930萬。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有20萬人逃到中國”(同上,901頁)。軍隊士兵大多來自農村,1933年35萬餘名官兵被發現對蘇維埃制度“不滿”,“鬧事”隱患多達4000起(同上896頁)。可以說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規模清洗“階級敵人”的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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