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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記憶、遺忘、道歉與寬恕的思考

http://www.CRNTT.com   2010-11-14 09:30:19

關秋蘭是另一個作為受害者的反思者。北大附中是紅衛兵的發源地之一，學校一位名叫李潔的教務員，在日軍占領北平時曾和一日本商人結婚。後來，李潔被紅衛兵虐待至死。關秋蘭老人因當年沒有幫李潔說話而後悔。她覺得自己沒有為同事的死做點什麼。 　　更早的私人之間的懺悔和和解，這些年一直在當年的紅衛兵的重災區發生。1993年夏天，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前副校長胡志濤收到過一個前紅衛兵學生寄來的一本掛歷和一封信。這名前紅衛兵學生在信中為在1966年8月5日打了她表示道歉。儘管這是27年間她收到的惟一一封道歉信，但她表示原諒所有打了她的學生們。 　　即使致歉一直缺席，但時間也在慢慢地清洗著仇恨。重慶企業家席慶生告訴記者，文革期間，他親眼看到母親被人打死。後來找到了槍手，他們兄弟甚至摸清了槍手的生活規律，打算把槍手綁到偏僻處處以私刑。但一直沒有動手，拖著拖著，反而沒有這個衝動了。“人上年紀了就更理性了。” 　　劫後餘生的人，都在思考是什麼令讓那些青少年在1966年那個夏天，幾乎一夜之間變成了魔鬼。“十年浩劫”“極左思想毒害”，不管是受害者還是迫害者，在尋找慘劇原因上，受害者和迫害者意外地達成了共識，他們一起把原因全部推到了外界。“提起這些往事，我就對‘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憤怒，我們這些所謂的紅衛兵小將是被利用被愚弄了。”申小珂如此反思自己的改變。這幾乎也是他們這一波懺悔者，自我反思所能走到的極限。 　　歷史的吊詭之處在於，早在“文革”爆發前的1963年，德裔美籍哲學家、猶太人漢娜.阿倫特便在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裡，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平凡之惡”。即做出惡舉的人並不需要是什麼大奸大惡之徒，哪怕是平日裡連一只蚊子都不忍心驅趕的普通人，只要他身在群體中，成為運轉機器的一員，就很容易因為選擇“服從”，而做出連他自己都難以想象的事。“他們只是在威勢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斷的能力。” 　　王友琴披露此次前紅衛兵道歉時，將之稱為一個“良好的開始”。——是的，如果相對於紅衛兵的龐大規模以及對歷史和現實造成的深遠傷害，這些基於個人良心自覺而產生的零散懺悔，從質以及量上點數，都過於單薄。這的確只能是一個“良好的開始”。 　　“我想，文革後的我們，對受難者的死亡做了什麼？我們建立了什麼樣的記憶？我們是否為他們討得正義？”王友琴說。 　　著名的倫理學家馬格利特指出：“如果是單純的遺忘，那就不是真正的寬恕。”依據他的理論，寬恕抑或和解，並非不計前嫌不記過往。“寬恕是一種拯救，它將每一個人都從往昔災難的陰影裡拯救出來了。” 　　可以預見的是，已經人到老年的受害者、迫害者以及沉默的那些圍觀者，都將在不久的將來陸續辭世。在這樣一個時間點上，這個國家正在成為這個星球上不可忽視的力量。她更加強大，也必將更有自信。 　　就像在10月31日，當程璧顫巍巍地拿著放大鏡、一行行掃過拿著申小珂給她的道歉信時，應該有另外一個放大鏡掃過1966年的那一段歷史。然後在真相的基礎上，一切都走向和解。就像程璧和申小珂的和解一樣。 　　（作者：楊繼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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