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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改革不是簡單打倒既得利益

http://www.CRNTT.com   2012-03-08 10:43:33

中國下一步的改革突破口在哪里？ 　　我們發現，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來的改革圍繞著兩個重大目標，即“科學發展”和“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不僅是要改革迄今為止的經濟發展模式，而且也是實現和諧社會的途徑和方法。“和諧社會”是社會改革的目標。社會改革的核心在於社會制度建設，包括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住房保障等等。和前一階段相比較，社會制度建設已經成為新一階段的改革重點。我認為，現階段和未來十一年的改革應以社會改革為重點。 　　《21世紀》：為什麼社會改革應該成為現階段的改革的重點？ 　　鄭永年：主要原因有四個。 　　首先，通過經濟改革，中國逐漸地產生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領域。在改革之前，中國社會並不存在著這樣一個領域。當時，中國的社會是嵌入在國家的經濟和政治體系之中的。在計劃經濟時代，每一個企業都是一個小社會，企業負責工作和生活在其中的每一個成員的生老病死。改革開放以來，社會開始從經濟和政治領域分離出來。1980年代，人民公社體制的解體直接把農民解放出來，轉型成為新型的農村社會。除了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農村出現了大量的鄉鎮企業工人。之後，隨著城市改革的開始，又出現了大量的農民工。今天，中國農村已經出現極其複雜的社會階層結構。在城市，經濟改革的成果是，一方面將國有企業原來承擔的社會功能去掉，讓社會來承擔，另一方面在國有企業之外發展非國有部門，而社會就產生於這個過程。因此，社會力量的成長成為社會改革的重要前提體現。 　　其次，通過以經濟改革為主體的第一階段改革，中國基本經濟制度已經得到確立。總體的社會制度要得到改革，就必須找到新的突破口。較之政治改革，社會改革並未涉及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而且社會上下容易取得共識，因此比較容易進行。 　　再者，社會改革是為了“還債”。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社會制度自然解體，包括之前的教育、住房、醫療、社保等社會制度。但同時以經濟為主體的改革又沒有能夠提供另一套社會制度體系。新制度必須通過社會改革得以建立。因此，通過社會改革重建一套新的社會體制是唯一的選擇。 　　此外，社會改革也可以為深化經濟改革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動力。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出口外需驅動型的，現在外部需求萎縮，那麼中國建立內需驅動型經濟，就顯得非常急迫。談擴大內需談了很多年，但為 　　什麼一直沒多大進步？因為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落後，老百姓不得不通過儲蓄來自己解決社會保障問題。而且新的“三座大山”——住房、醫療和教育，讓普通人不敢輕易消費。因此，社會改革的推進，可以減輕城鄉居民的壓力，提高他們的消費能力和意願，為內需型經濟的成長提供動力。 社會改革，已經不能拖延。 　　《21世紀》：相對行政體制改革，為什麼社會改革已經不能拖延？ 　　鄭永年：現在是社會改革的戰略機遇期，如果錯過了這個機遇期，可能想改也沒辦法改了。現在經濟增速雖然趨於放緩，但以中國的經濟體量而言，8%或9%的增速還是相當高的，而且財政收入增速遠高於這個速度。這說明改革的經濟和財政條件很好，手裡有錢，就要趕緊做，否則等到經濟增長低速而政府財政縮水的時候，社會改革就很難了。 　　此外，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社會矛盾已經很深，再不改革，穩定可能會出問題。盡管維穩成本已經很高。社會矛盾的問題，還是要通過社會改革來進行，你不改革，就會被改革。 　　從歐洲的經驗來看，在工業革命之後，歐洲各國也出現了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但是後來積累了很多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在馬克思的《資本論》和雨果的《悲慘世界》中看到。當時歐洲這些問題得不到執政者的重視，最終導致了很多暴力的工人運動。但是，對比日本、新加坡和韓國等亞洲經濟體，他們在二戰之後同樣經歷了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也遇到了很多社會問題，但是並沒有出現像歐洲那樣的暴力革命。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在適當的時期，通過社會改革和社會制度建設，培養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化解了社會危機。 　　這也就告訴我們，社會改革要選擇合適的時機。綜合國內各種條件來看，我們現在的時機很好，一定不要錯過這個戰略機遇期，不要等到發生重大社會危機之後再改革。改革就是要“先發制人”，來防止社會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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