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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領袖：領導變化會影響到我們命運

http://www.CRNTT.com   2012-04-02 08:41:37

鏈接： 丁東憶文革：那時沒資格打人讓我很失落 　　丁東，1951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著有《冬夜長考》、《和友人對話》、《尊嚴無價》、《午夜翻書》、《思想操練》、《精神的流浪》、《教育放言錄》、《文化十日談》等書，以研究當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為主，近年致力於民間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學。  當不上革命主力很失落 　　“文革”那年，我15歲，正在北京師大一附中讀初中二年級。 　　“文革”的風暴，過早地把我們這一代卷進了政治旋渦。 　　1966年6月1日，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公開發表。學校開始停課。當時還是貪玩的年紀，不上課覺得很興奮。又過了幾天，廣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為廢除舊的升學制度給黨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我當時還不可能理解這些變化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自己的人生軌跡，對於突如其來的風暴既感到新鮮，也感到意外。學校里一些高年級的學生先是在禮堂貼出批判彭真的大字報，接著火燒到校領導的頭上。校領導班子先是拋出一位名叫鄭炎的副校長，但這根本滿足不了學生的革命胃口，很快整個校領導班子都成了革命對象。當時，北京的中學由團中央派工作組。第一個工作組的組長是從農村“四清”工作隊趕回來的，還不太適應學校的氣氛。所以一進校亮相就被喝了倒彩。接著又組成以團中央某部長為組長的第二個工作組。這個工作組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吸收了當時還在學校讀高一的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等五個學生為組員，並任命劉平平為“文革”主任。我雖然只是一個旁觀者，但已經感受到高幹子女的特殊地位。如果說，“文革”前學生中誰學習成績好誰受尊敬，或者誰體育運動拔尖誰引人注目，那麼，“文革”開始後，衡量三六九等的尺度就剩家庭出身這一條了。當時，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貧下中農這五種家庭出身叫“紅五類”，實際上工人、貧下中農子女也不過是陪襯而已，最牛的還是高幹子女。我們那所中學，建於20世紀初，歷史悠久，名氣較大，離中南海又不遠，所以光中央領導人的子女就有好幾個在這裡念書，爹媽是部級、司級的更是不計其數。“文革”開始後，高幹子女先得上層消息，顯得格外活躍，一派要接班的架勢。我自己從小學到初中，考學一直順利，經濟上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所以精神上沒受過什麼委屈。“文革”開始後，強調家庭出身，我一下子就感到矮了一等。我父親是民主建國會的普通幹部，母親是31中學的實驗室管理員，按當時的成分劃分算職員，即非趾高氣揚的紅五類，也非任人訓斥辱罵的黑五類。雖然沒有挨整，但內心的深處猛然感到一陣壓抑。 　　我們學校的第一批紅衛兵基本上都是高幹子弟，“八一八”登上觀禮台接受老人家檢閱的非他們莫屬。接著，他們大開武戒，把學校的領導和一些所謂有歷史問題的教師打入勞改隊，剃了陰陽頭，說罵就罵，說打就打，校長書記們都被整得狼狽不堪。記得有一次看見學校的一位女書記被剃了光頭，成了小尼姑的模樣。而從街道上抓來的黑五類，更是被打得頭破血流。自己當時看到這種場面，內心並沒有升起一種人道主義的同情與悲憫，而是一種輪不上自己充當革命主力的失落感。現在反思，這也沒有什麼奇怪，自己當時一共所受的八年教育里，沒有多少人文主義的內容，越來越多的只是鬥爭，鬥爭，鬥爭，是對敵人要像嚴冬般冷酷無情。喝著狼奶長大，很容易失去人性。所以，我和那些在“紅八月”里當過凶手的學生的區別，不是人性覺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資格的有和無。 　　那是一個爭相革命的年代，在學校里，輪不上我“革命”，我就在宿舍院里參加“革命”，狂熱地跟著一個比我年紀大的學生，油印《通告》，要求全樓居民主動交出“四舊”。我們那個院里，不過100來戶人家，交上來的“四舊”就堆了少年之家的一整屋子。光是書籍，就不下萬册。有外文書，也有古書，包括成套的二十四史。院里住的都是民主黨派成員，他們經歷了反右之後，已經是驚弓之鳥；這次運動來頭更大，全樓彌漫著一種朝不保夕的氣氛。大家巴不得主動交出一點兒東西“四舊”過關，也顧不上心疼書籍的價值了。 　　但革命的風暴很快就越過了文鬥這個層次。宿舍里一些人開始被趕出京城，遣送原籍。院里有一個從小在一起玩的朋友叫粟天延，天賦很高，知識面也很廣。我不知道他父母是幹什麼的，只見他在爺爺家生活。他爺爺家掛著一張照片，是八一南昌起義的合影，裡面有周恩來、朱德，也有他的爺爺粟豐。我不了解他爺爺的歷史，只知道起義失敗後幾經波折，成了民主人士。但在1966年的夏天，已經過了花甲之年的粟老先生被當作地主，遣送廣西老家，很快就被折騰死了。從此我再也沒有和粟天延見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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