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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森:大轉型中的中國經濟

http://www.CRNTT.com   2012-05-17 08:16:12  


 
  凱恩斯與哈耶克之爭

  問:目前,西方各國在利率接近於零的極其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下,仍然經濟復甦步履維艱、路途漫漫,也就是說陷入了凱恩斯所說的“流動性陷阱”,在這一格局中,您如何評價對戰了半個多世紀的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

  韋森:這里首先我要給凱恩斯辯護一下。在凱恩斯的《通論》1936年出版之前,從亞當•斯密到薩伊,古典經濟學家一般認為,需求是由供給創造的,只要供給增長,需求就會自行擴張,與供給相適應,這就是所謂的薩伊定律(Say'sLaw)。按照薩伊定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會自發維持供需平衡的,不會出現大的蕭條與危機。然而,自一戰前到1929年,卻出現了“英國病”現象,英國的失業率長期在10%~20%之間。到了1929年,英國經濟才只恢復到1913年一戰前的水平。1929~1933年大蕭條爆發之後,英國經濟又進一步衰退,一直持續到50年代初,才開始復甦。面對當時持續多年的“英國病”,凱恩斯的“貨幣三論”,即《貨幣改革論》、《貨幣論》、《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大致就講到一個觀點:英國經濟“生病”了,不能自發地恢復市場均衡了;要治“英國病”,央行必須減低利率,增加貨幣供給,刺激投資,使企業恢復活力,增加總需求,如此經濟才能恢復均衡。

  凱恩斯本人的經濟理論實際上是認為,經濟衰退了,一如人生病需要吃藥一樣,要用貨幣政策來治療。一旦經濟恢復了健康,就該讓它自己運行。所以,凱恩斯並不主張通貨膨脹,而是認為通貨膨脹會埋葬現代自由市場經濟,使國家走上計劃經濟的道路;他也不主張財政赤字,而是主張預算平衡。大政府、國有化和強政府幹預,這些實際上都不是凱恩斯的觀點。要把“凱恩斯經濟學”與西方經濟理論中逐漸演變生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區別開來。凱恩斯的基本觀點是,在經濟蕭條時,央行要通過降低利率和增加貨幣供給,使經濟從蕭條中走出來,因此可以認為凱恩斯本人的理論本質上還是自由主義的。

  從1929~1933的“大蕭條”,到1973年石油危機,西方世界經歷一段較長時間的復甦和繁榮,曾被人們稱作為戰後40年的“凱恩斯革命”。這40年的“凱恩斯革命”,似乎證明了凱恩斯本人所主張降低利率來刺激投資和總需求以及後來“凱恩斯主義”的主張政府花錢的政策的有效性。但是,1973年石油危機後,西方國家中出現的“滯漲”(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並存)現象,宣布了凱恩斯主義宏觀政策的破產。接著,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成了大多數西方國家的不二政策選擇。但是,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以及接踵而至的世界經濟衰退到來後,西方各國政府似乎又全部重操凱恩斯本人原初所提出的宏觀經濟政策,一再壓低利率和不斷增加貨幣供給。然而,這麼多年過去了,美國尤其是歐盟國家的經濟復甦步履維艱、路途慢慢,這似乎又證明了凱恩斯主義宏觀政策的失效。危機一開始,甚至在危機前,西方各國不是零利率,就是接近零的低利率,但至今經濟卻沒有太大起色。凱恩斯原來的藥方,對西方國家現在顯然不太有用。但是問題是,西方發達國家目前還沒找到其它更有效的“藥方”。結果,連克魯格曼和斯蒂格利茨這樣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級的大經濟學家,都認為西方國家政府所採取的凱恩斯主義宏觀政策力度還不夠,還要加大。但西方各國政府已經負債累累了,利率都快到零了,貨幣都發了那麼多了,你們還要各國央行怎麼做?

  如果說凱恩斯的“貨幣三論”只是講一個“生了病”的經濟怎樣讓它恢復健康,那麼哈耶克的經濟理論則主要講的是,一個健康經濟體不要給它“亂服藥”、“不折騰”。照“哈耶克三角”所展示的商業周期理論,如果央行在政府刺激經濟的計劃下任意增加貨幣供給,人為壓低利率,會導致社會資源被錯配到資本化程度更高的生產階段,會製造人為繁榮,並會產生大量不當投資。而最後到“不當投資”要清算時,經濟的大蕭條就會到來。現在看來,哈耶克20世紀30年代提出的商業周期理論,能否部分解釋20世紀後半期以來的經濟增長和2008~2009年之後的經濟衰退,還有待思考。因為,按照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央行認為壓低利率,增加貨幣供給,會導致企業家盲目擴張,錯配資源。但是經過一二百年市場經濟的發展,發達市場經濟各國的企業家會那麼短視,那麼傻,就會跟著央行的短期利率調整就借款把錢投在那些長期不賺錢的遠離最終消費品生產部門?這還無法驗證。正是因為這一點,在哈耶克獲諾貝爾經濟學獎34之年後,另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就曾批評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說:“從來沒有人解釋清楚了為什麼過去劣質投資會造成今天的優質工人的失業”。但是,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能否解釋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問題以及未來的中國經濟的大趨勢?這還有待觀察和驗證。中國經濟甚有可能沿著哈耶克的理論預期前行。因為近幾年中國央行確實是採取了人為壓低利率的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過去幾年大規模的基建項目和遠離最終消費品生產部門的投資大量增加。當這些投資的幾十萬億貸款要歸還時,當一些“不當投資”要清算時,經濟大蕭條就會如哈耶克所預期的那樣到來?對此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至於弗里德曼,他在通貨膨脹問題上與哈耶克持同一觀點,認為1973年石油危機後的經濟衰退是西方各國政府紛紛採取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必然結果。他批判凱恩斯及其門徒,認為通貨膨脹的罪魁禍首正是央行大規模地“超發貨幣”。弗里德曼主張穩定的貨幣政策,核心觀點是超發貨幣將必然導致通貨膨脹的惡果。現在弗里德曼的觀點似乎也破產了。2008年下半年之後,美國推出了QE1,2010年又推出QE2,美國的基礎貨幣這幾年增長了很多,但到目前為止,美國並沒有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而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論,只要美國多發貨幣,美元就會貶值,大宗商品價格就會上漲,事實是2010年以來,世界大宗商品價格整體上是下降的。幾年過去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並沒有在美國發生。弗里德曼的理論又說明了什麼呢?

  最後回到熊彼特,他認為每個時代的經濟增長和大衰退都是由科技革命帶來的。一次大的科技革命和創新會推動一輪經濟發展,隨之將出現蕭條,並積蓄能量等待下一次科技革命,如此循環往複。縱觀人類歷史上出現的幾次大蕭條,這幾年我一直堅持這樣一個判斷:除非人類在未來能夠發現改變整個人類自身生活方式的科技和工業革命如蒸汽機、內燃機、核能、航空航天技術那樣的科技革命,才能引起世界經濟的一波大的經濟增長。現在能看到的諸如新能源、納米技術、太陽能和生物制藥等,顯然還構不成改變人類的生活和生產方式的科技革命,對人類諸社會的經濟增長的推動還是有限的。因而我判斷,這次世界經濟衰退,將是一個長蕭條。西方政府的任何宏觀政策,都改變不了多少這一經濟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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