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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晉：北京洪災凸顯老套路之下的新危機

http://www.CRNTT.com   2012-08-10 08:39:50

以上三種套路，其背後有著深刻的政治邏輯，黨領導群眾，群眾被視作失去能動性的大眾群體。無論在災情的哪個階段，黨政軍各級領導，各個黨員都被視為中堅力量，始終被擺在醒目的位置，其對於穩定災區、恢復重建的重大作用；而各地群眾，雖說會有“自發組織”“自發動員”，但是這都被視作是在黨和政府宏觀政策影響下的“先進舉動”。因此，在災情發生後，群眾被視為被動的、需要動員和引導的力量，而黨和政府始終處於主動地位，作用不可替代。黨和群眾，在這樣的邏輯下，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 　　高調宣傳，集中展現“先進個人”的英勇事跡與“充滿信心”的樂觀前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官方媒體在傳統媒體領域占有絕對地位。在這種政治體制下，官媒不得不以“社會責任感”出發，運用特殊的拍攝剪輯方法，宣傳抗災中的“先進事跡”，弘揚先進精神。而這種宣傳背後，無一不是在宣傳黨和政府領導的合法性。 　　形象建設，用漂亮嶄新的建築來表明國家強大的物質實力和經濟基礎。一般來講，會在災後某個特定的“紀念日”，組織“民間代表”，到災區參觀災後重建的巨大成果，用一排排“整齊的道路”和一座座“嶄新的樓房”，來突顯官方災後重建的巨大成就。 　　應當說，以上我們提到的政治邏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有效的，不僅較為妥善的處理的災區的危機，而且突出了黨和政府的政權合法性。但是，中國社會在2008年之後，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直接影響到了以上各個政府邏輯所能實施的社會基礎。這些變化包括： 　　一，中國國力增長同“貧富差距”拉大的矛盾。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提出的發展方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共同致富”。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都將自己視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國內面臨著巨大的發展困難和社會壓力。而在2008年末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國際地位不斷上升，但是國內的民生問題依舊嚴峻。這反應在不久前的“神舟”飛船發射成功後，一方面官媒大力宣傳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卻出現了“民生問題比‘登天’還難”的民間言論。同時，中國的發展帶來了社會分化的嚴重，由於缺乏基本的監督體系，大量的“官二代”“富二代”輕鬆的占據了社會發展機會，而同時“新生代農民工”、“農二代”卻失去了社會上升空間，戶口差異帶來的福利差異，導致大量的社會年輕精英無法進入相應的社會職位，其怨氣必然會不斷聚集並成規模的爆發。 　　二，網絡普及與信息傳遞的“非官媒”渠道。2012年，中國已經擁有5億網民，對於80後90後來說，網絡成為了最重要的信息溝通渠道。網絡的傳播，使得更多的“負面消息”通過網絡曝光，比如著名的“郭美美”案，當局的遮遮掩掩，使得民眾失去了對於政府慈善和捐款的最基本信任；而汶川災後重建暴露出的一系列貪腐問題，讓民眾對中國政治現狀更加不滿。網絡龐大的信息量，使得傳統的信息監管不能及時奏效，往往只能在某些“危機”出現之後，機械的予以“删帖”“屏蔽”，而這又反過來證明了信息的“真實性”——如果是假的，幹嘛不讓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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