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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汪精衛背叛出逃後蔣介石做何反應

http://www.CRNTT.com   2013-01-12 11:22:46  


 
  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失敗後,日本政府惱羞成怒,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要求蔣介石下野。其後,日本政府一方面轉托意大利,接替德國,在中日兩國間調停“和平”。同時,積極動員民國初年曾任國務總理的唐紹儀(少川)出面組織傀儡政權,與國民政府談判“和平”。1938年5月初,法學家羅家衡到武漢,見到汪精衛,談及由唐紹儀出面談判一事,汪即說:“在辛亥南北議和時,我們俱是在少川先生領導之下進行的。現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來與日本談判才是辦法。現在日本不是較以前對華主張緩了一步麼?從前日本是不以蔣政府為對象的,現在日本僅主張不以蔣個人為對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來與日本談判,蔣的下野,是不成問題的。我只要國家有救,甚麼犧牲都可以的……”《南湖致剛父》(胡鄂公致孔令侃),1938年6月11日,特交檔。這段話既暴露出汪精衛急於與日本謀和的面目,同時,也暴露出汪精衛對蔣介石失望,急於迫使其下野,取而代之的隱秘企圖。同年6月14日,汪精衛的親信高宗武與日人西義顯在香港簽訂備忘錄,準備組織“第三勢力”。雙方心目中的“第三勢力”的領袖就是汪精衛。同月20日前後,意大利駐華大使授意汪精衛致函近衛首相,意圖在汪精衛和日本政府之間建立直接聯繫。《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6月21日。同年7月,高宗武在汪精衛鼓勵下秘密訪日,會見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參謀次長多田駿以及近衛文麿首相等日方要員,決定“找尋蔣介石以外的人”,以“造成中日之間的和平”,而此人,雙方也都認為非汪精衛莫屬。影佐禎昭:《漫談》,《現代史資料》(13),《日中戰爭》(5),第360頁。影佐禎昭公然對高宗武說:“可否請蔣委員長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負責。”《會晤影佐談話紀要》,〔台北〕《近代中國》第129期,第125頁。

  蔣介石並不了解高宗武在香港和日本的這些活動內幕,但是,他對高宗武擅自赴日的活動強烈不滿。6月24日,蔣介石日記雲:“高宗武荒謬,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謂大膽矣。”《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6月24日。他研究日本態度的反覆變化,認為和高宗武的赴日有關。7月22日日記雲:“倭閥對我變更態度者,其果誤認吾內部之動搖,而與高之荒謬赴倭亦有關係也。”他當然了解高宗武此行和汪精衛之間的關係。25日,蔣介石與汪精衛、張群討論高宗武的訪日報告,日記雲:“覺汪神情皆不自然,果有愧怍之心乎?”《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7月25日。

  10月25日,國民政府自武漢撤退,汪精衛更加喪失抗戰信心。11月18日,梅思平、高宗武奉汪之命與日人影佐禎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簽訂《日華協議記錄》等文件。《記錄》規定雙方的“合作”條件有“締結防共協定”,“承認日本軍防共駐兵”,“中國承認滿洲國”等六條。其行動計劃為:首先由日本政府方面發表上述“合作”的條件,汪精衛等即發表聲明響應,“與蔣介石斷絕關係”,“見機成立新政府”。26日,梅思平到重慶向汪精衛匯報,隨身攜帶與日方達成的協約以及近衛首相的第三次對華聲明草稿。29日,汪急召陳公博到重慶,對陳說:“中日和平已經成熟”,“中國的國力已不能再戰了,非設法和平不可了”。“假使敵人再攻重慶,我們便要亡國。”“現在我們已經無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們結果必為共產黨的俘虜。”陳公博:《自白書》,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江蘇古籍出版社,第10頁。他並向陳透露,準備離開重慶,以個人身份出面,與日本交涉。汪隨即召集周佛海、陳璧君、梅思平等會商,決定接受“重光堂協議”,電港通知。《周佛海日記》,1938年11月29日。當日下午決定:汪於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達昆明,近衛首相於12日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互相呼應。

  武漢失陷,蔣介石並未隨國民政府遷渝,而是到湖南部署繼續抗戰。10月28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會議在重慶開幕,蔣介石致電會議,認為日軍自進窺武漢以來,死傷三十餘萬,計窮力絀,抗戰已入“第二階段”。他估計,“吾人預定覆滅敵人之計劃,必可實現於不久將來。”《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1308-1310頁。11月7日,他在長沙主持軍事會議。25日,又在南岳主持軍事會議。11月30日,視察桂林,設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桂林行營,以白崇禧為主任,統籌西南抗戰。直到12月8日,蔣介石才到達重慶。這一天,本來是汪精衛預定的出逃之日,但因蔣的到來,汪不得不改變計劃。12月9日,蔣介石在重慶黃山官邸約集孔祥熙、汪精衛、王寵惠、葉楚傖、朱家驊等人談話。汪精衛堅持對日主和,他表示:中國和日本都有困難。“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事;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事”,“故調停之舉,非不可能”。“日本果能覺悟中國之不可屈服,東亞之不可獨霸,則和平終將到來。”《傀儡組織》(三),第51-52頁蔣介石所言與汪精衛相反,日記雲:“下午,與黨政各同志談話,指示以後對倭方針,言明只要我政府不與倭言和,則倭無法亡我。並明告其只要我政府不與言和,則我政府即使失敗,國家必可因此復興。況政府至今決無失敗之理,且革命政府旨在主義成功,而不怕一時失敗也。”《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12月9日。當時,蔣介石正在謀求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兩黨合併為一個新的“大黨”。談話中,汪精衛詢及此事,認為“可慮”。《王世傑日記》第1册,第446頁。國民黨關於這一天的談話,蔣介石後來電告龍雲時也說:“中此次在渝,並曾詳切面告汪先生等,以日寇之狡獪毒辣,若我有人向其謀和,則寇之猙獰面目必畢露,萬不可為。”《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1327頁。可以看出,汪主張與日本言和,蔣反對與日本言和。針鋒相對,涇渭分明。後來汪精衛回憶說:“12月9日,軍事委員長蔣中正至重慶,(兆銘)複激切言之,卒不納。”汪精衛:《曾仲鳴先生行狀》,《河內血案》,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頁。可見二人之間辯論的激烈。蔣這一天的態度使汪精衛等大為失望。陶希聖致函胡適說:蔣先生12月8日到重慶。他的態度完全改變。對於國家處境困難,全不考慮。他的全部計劃在提攜共產黨。他說日本沒有兵打仗了。他對日本的和議,不假思索的拒絕。這樣的變動,以及客觀的困難,使汪先生及我們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進言都成了畫餅,更都成了罪狀。眼見國家淪落到不易挽救的地步,連一句負責的老實話都不能說。幻想支配了一切。我們才下決心去國。《胡適往來書信選》,(中),第397-398頁。陶希聖的這段話,生動地描寫出蔣介石和汪精衛等人的兩種不同精神面貌。汪精衛等人,最初是在國民政府內部“主和”,現在,由於和蔣介石意見對立,只能到政府之外去“主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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