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

王建：生產過剩是當前經濟主要矛盾

http://www.CRNTT.com   2013-11-23 09:49:17

從短缺機制轉向過剩機制 　 文章提出，自工業革命以來，現代市場經濟中的生產過剩矛盾，不斷引出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只是在冷戰結束後主要工業化國家相繼走上了“虛擬資本主義”的道路，以物質產品生產過剩為基本特征的經濟危機，才轉換成貨幣金融危機。但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完成工業化任務，所以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傳統特征——生產過剩，仍然是會引發經濟危機的主要機制。這個矛盾在中國轉入市場經濟體制後之所以會長期沒有爆發，是因為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形態發生轉變後，首先是形成了全球性的貨幣需求擴張，能夠吸納中國經濟中所產生的全部剩餘產品，這既表現在淨出口比重的顯著上升，也表現在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但是次貸危機爆發，全球貨幣需求的擴張被中斷，這個矛盾就開始顯露出來。 　 目前在中國內部的確隱藏著許多經濟與社會矛盾，但細數這些矛盾，沒有一個會在中短期從內部引發危機，而生產過剩危機卻是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常態。中國還沒有經歷過生產過剩危機，但生產過剩狀態卻已經存在了好幾年，並且正向更加嚴重的方向發展，這種態勢會否把中國引入一場危機，現在還不得而知。但200多年來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經驗與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卻告訴我們，生產過剩與經濟危機之間存在著必然聯繫。 　 從生產過剩到爆發經濟危機，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生產過剩積累到一定程度，危機才會爆發。從中國自己的經驗看，過去認為7%的經濟增長率似乎是一個必保的邊界，這主要是從滿足充分就業的要求考慮，目前勞動力供求格局發生了改變，從就業看，更低的速度似乎也能接受。但是如果生產過剩日趨嚴重，就遲早會威脅到就業，因為過剩狀態會導致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如果是爆發了危機，進入零增長或負增長也有可能。我估計明年經濟增長率就有可能“破7”，就業形勢可能會比今年嚴峻得多。 　 與此相關並需要討論的問題是，中國在以往改革30年中，是怎樣與何時從傳統的短缺機制轉向過剩機制的。有關生產過剩的議論，早在1997年前後就有人著文論證過，當時也的確出現過經濟增長低迷的勢頭，並直到2002年下半年中國經濟才走出這種低迷勢頭。但我認為這種說法欠妥，因為生產過剩是個明確的政治經濟學概念，即它是由特殊的生產關係所決定的特定分配體制所產生的，因此是經濟制度內生的現象。 　 縱觀中國以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在1984年改革重心轉入城市後，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一直是在沿著培育市場機制的方向發展，但是始終沒有觸及到產權體制這個市場經濟的核心。以1997年黨的十五大為轉折點，在經濟上“抓大放小”，推動國有與集體企業轉制，在分配制度上提出“生產要素可以參與分配”。正是這一系列的改革使中國的產權制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資本結構看，從投資主體看，從消費率所反映的收入分配結構看，都是在2000年以後才發生了巨大變化。 　 1998年以後，伴隨著產權制度改革，長期以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產權結構，以及投資主體結構已經發生了質的轉變，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是產權制度決定分配制度，所以消費率的下降是在產權制度發生變化之後相應出現，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1997-2002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率的不斷走低，我認為是兩個因素決定的。第一個原因是始自1994年的宏觀緊縮壓抑了總需求的水平，比如貸款增長率從1993年的28%猛跌到1998年的15.5%，貨幣M2的增長率從1994年的34.5%猛跌到1998年的14.8%，外生性的變化導致了經濟增長率不斷走低，而不是內生的分配機制壓縮了需求。第二個原因是1998年啟動的各項改革，使企業內部形成了生產和投資的約束機制，此外在產權轉換的初期，民營企業家的主要精力是放在企業內部的整合方面，比如下崗分流和處置不良資產，所以儘管1998年以後宏觀政策轉向寬鬆，投資仍然不活躍。如果說改革和調整會引起經濟增長速度降低，1998-2002年期間是最明顯的例子，沒有這場大改革和產權制度大調整，也不會出現新千年以來中國經濟高效益的高速增長。 　 明確中國何時出現了生產過剩的機制十分重要，因為生產過剩的出現，標誌著中國生產關係的性質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就要求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築與宏觀調控體系，必須從以往適應短缺時代為基礎，向適應過剩時代過渡。新千年以後到次貸危機爆發前，中國的這種轉軌和改革迫切性不強，因為新全球化所創造的外需，可以基本上吸納國內的過剩產品，但也出現了迅猛增長的外匯儲備，顯示出了國內的產品剩餘轉換成了外匯形態的價值剩餘。次貸危機爆發後，隨著外需的萎縮，實物產品過剩的矛盾就清楚暴露出來，成為阻礙增長的現實壓力，轉軌與改革的壓力因此空前上升。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