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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楊奎鬆等：國史研究何去何從

http://www.CRNTT.com   2014-03-31 11:04:39

研究的下沉和社會史的活躍 　　韓鋼：這次轉型跟老師的導向有關係。 　　楊奎鬆：當代史的檔案各地都能看到，因此一般老師都會比較願意鼓勵同學回家，利用自己的種種方便條件，在自己家鄉附近去查閱地方檔案，找自己比較容易把握的研究題目。就近研究自己熟悉的人和事的歷史，又是相對基層和微觀的歷史，很多題目都可以做，可以研究。 　　韓鋼：當代史的研究，從這個角度看不是材料太少，而是材料太多。 　　楊奎鬆：歷史系的老師、同學越來越多地參與到當代史研究中來，給整個當代史研究衝擊非常大。研究成果越來越多，大家就覺得原有研究的東西真的不夠了。特別是西方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引進來，學術的標準引進來了，過去按傳統黨史的那種寫法也有問題了。 　　過去寫政治史，哪怕寫外交史經常可以引而不注，就是注也可以注得很簡單，基本上沒有嚴格的規範。編輯提出要注釋，作者可以找很多理由不注。一句話就免了，因為資料保密，沒公布啊。但是這種作法在歷史學界不行，你要把東西發表出來，就非把你的資料出處注明白不可，而且具體要注出哪些資料信息，是有一套嚴格的規定的。就當代政治史研究而言，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你不能像以前那樣找理由了。但現實的情況是，凡寫上層政治活動，總是有一些關鍵資料沒有公開。有些研究者因為工作單位的關係，或個人的關係能夠看到那些沒有公開的資料，可以寫，可以研究，但到了學術研究的層面，要想發表水準較高的研究雜誌上去，史料、引文不注釋出處，或注釋不全，就不行。這種情況的影響很大，它導致當代史的整個研究不得不往下走。因為越是上層的資料越難利用，但越往下層，檔案資料的開放度越大。 　　進入21世紀以來，歷史學研究受西方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等研究方法的影響越來越大，這些研究方法又非常強調基層的、人物的和微觀的研究，兩相結合就帶來了一個風氣的大轉變。像今天的當代史研究，應該說做得最突出的，就是社會史這塊，研究成果最多，方方面面，從城市到鄉村，什麼問題的研究都有。同時就是文化、思想、人物這塊也比較火，特別是文化史研究。過去比較多的、單純依據文本的思想史研究，反而也比較少了。 　　韓鋼：這些年來，人物的研究，特別是知識分子人物研究比較出色。 　　楊奎鬆：李輝應該算是比較早的研究者。 　　韓鋼：對，比較早，他從潘家園這類舊貨市場找到了大量專案材料，還做了不少訪談。他編輯的《一葉知秋》，資料來源就是從舊貨市場購買的杜高專案材料。 　　楊奎鬆：原來潘家園的這類舊資料很便宜，後來被一些做買賣的人發現其中有些有文物價值，結果弄得越來越貴。還有不少人的目的是為了收藏私人書信、墨跡，90年代的時候真東西也多，有眼光的研究者，像李輝等，當年就弄了些好東西。包括一些外國研究學者，他們做得都比我們早。 　　韓鋼：對黨史、當代史研究衝擊最大的還是2000年以後。主要是高校歷史系的一些教師開始做當代史問題的研究，他們採用了比較嚴格的歷史學方法，其中一個比較關注的研究方向是當代社會史，利用大量地方檔案，同時利用民間的東西。 　　歷史系教師研究當代史與黨史研究有不同之處，一是目光下沉，主要是對社會層面的問題做研究、做梳理，而不僅僅是聚焦高層和精英；還有一點是研究方法很規範，不是從既定和先驗的結論和概念出發，而是先從史料入手，重建事實，然後得出一些自己的分析。這從方法論上衝擊了那種傳統黨史研究的套路。 　　楊奎鬆：十幾年以前，多數開始涉足當代史研究的人，思想還很難發生這種轉變。因為著眼於精英層面的政治史研究方法太流行了。我印象特別深的是1997年胡繩對中央黨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員講過一段話。他講：你們寫的其實多半都是會議史，黨史的寫法基本上是一個會議接著一個會議。他說，應該多寫人民群眾，你寫政治、寫政策，最後沒有寫到具體的人，沒有落到人民群眾的感受和社會具體的變化身上，政治不成了懸在空中的東西嗎？ 　　西方社會史研究是有傳統的，民國期間對華人學者的影響就很大。像周錫瑞、畢克偉等美國的史學家，他們的研究方法就是這種特點，他們也研究中共黨史，也研究中國當代史，但他們的研究眼光總是比較偏向社會底層，偏向社會文化。這也影響到中國學界的很多人也越來越關注社會層面，現在的趨向是，越年輕的歷史學者，他們的研究離政治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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