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SAT高考”改革爭議 | |
http://www.CRNTT.com 2014-04-30 10:17:18 |
美國高校理事會前不久宣布：將對有80多年歷史的“SAT高考”進行新一輪改革。改革目標是“減負”，英語是dumb-down（降低難度）。除了把作文由“必考”變為“選考”，語文的詞匯部分也大幅删節簡化，以便照顧缺乏家庭閱讀環境的寒門子弟。 長期以來，對SAT考試一貫的批評，便是它向富人子弟傾斜。同樣的考分之下，隱含了社會機會的不平等。SAT歷年的改革，大都是為了應付這一社會批評。然而，也有不少專家指出：學習成績與家庭財富地位的強烈關係，受到大量社會和家庭因素的驅動，光是怪罪考試的不公平，實在是本末倒置，也無法根本性糾正這一社會不公平現象。 ■ 危機中的改革 美國教育的長期痼疾，是“高考”分數與學生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密切相關，窮人子弟的平均分數遠低於中上階層子女。而隨著近年來教育競爭的強化，在面臨“中產階層擠壓”和社會地位下降的美國普通白人人口中，也產生了不斷增長的壓力。2005年SAT另加作文，顯著增加了這一考試的強度和負擔，被許多中學生視為畏途甚至噩夢。 由於SAT考試難度大，越來越多的考生轉向歷史較淺、負擔較輕的替代產品ACT考試，以致去年首次出現後者考生超過SAT的情況。高校理事會為了保護SAT這只年產出上億美元的下金蛋母雞，不得不啟動新的改革，規定從2016年春季考期開始，把2005年增加的作文考試部分調整為可以不考的選項，而恢復到早先的語文、數學兩部分滿分1600分的形式，同時也對這兩部分內容做出顯著改革。另外，高校理事會承諾與有關社會團體合作，向窮人子弟提供免費的備考輔導。 即便是採取上述“政治正確”姿態，也會有學生和家長不買賬。若干激進的論客，幹脆呼籲在大學招生中廢除“高考”，代之以“綜合評估”，以實現寒門和豪門子弟的“機會平等”。近年來，美國一些高校，也確實開始在招生過程中把SAT成績作為可有可無的選項，獲得不少掌聲。 但是絕大多數有關人士都清楚，取消“高考”乃是不切實際的烏托邦想法。最大的兩個障礙：第一，高中成績和排名完全缺乏全國甚至跨區的可比性；第二，真正客觀全面的“綜合評估”，是個極其費力費時的過程，除了幾十所常春藤大學和其他頂尖私立名校，絕大多數公立大學，包括世界著名的加州伯克萊大學，都無力承擔這樣昂貴的個體化招生過程。至於招搖把SAT成績作為“可不選項”的大學，《紐約時報》早就揭破過這有提升錄取新生SAT平均成績，從而惠及學校排名的“額外動機”。 說到底，美國社會再是開放透明，仍然不缺乏金錢和權力尋租的大量渠道，一旦取消至少在過程和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大學招生過程受到金權腐蝕，只是時間問題。 ■ 寒門失意的深層原因 不少自由派常常引用富家子弟有錢上各種“高考補習班”，作為反對高考的理由，其實經不起推敲。《華爾街日報》報道，對於滿分1600分的SAT考試，補習班的加分效果不出30分，還不到2%；特別是在對進入名牌大學很關鍵的高分區段，補習基本毫無作用。 “反高考派”確實的事實論據，是普遍偏低的“高考”分數，成為寒門子弟接受大學教育，特別是名牌大學教育的障礙之一。但是大量社會學和經濟學研究表明，這裡的重要原因，越來越超出了教育體制本身，而無法單純通過改革教育和“高考”來彌補。 後工業化社會的一個歷史大勢，是社會特權和地位的延續，不在於繼承金錢遺產，而在於知識教育的傳承，精英教育因而成為父母留給子女最重要的“財產”。人類智能發展，實在是一個“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的過程。歷史上有不少嬰兒時代脫離人類接觸的狼孩，回歸社會之後，雖經過多年的培養訓練，也無法掌握正常的人類語言。芝加哥大學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克曼（James Heckman）幾年前提出了關於教育投資回報與年齡的關係曲線，清楚表明：教育投資回報最大的是早期和學齡前的智力開發。這是缺乏知識和金錢的窮人父母最薄弱的環節，在學齡之前就已“輸在起跑線上”，以後很難趕上。 另一個重要的環境因素，是美國社會結構的演變。過去半個世紀來，美國家庭結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主要便是離婚率和單親家庭的上升。近年來在約占美國育齡婦女2/3的30歲以下母親中，過半數新生兒屬於非婚生。這些變化雖然普遍，但是日益成為窮人和低教育群體的主要特征。據《紐約時報》，大學畢業的新生兒母親92%已婚，而高中程度以下的新生兒母親結婚的只有43%。這裡還有強烈的種族差異：超過70%的非洲裔小孩是非婚生子女，而一半以上的拉美裔小孩非婚生，進一步加劇了少數民族子弟的教育和社會劣勢。 還有便是大學畢業生生育年齡普遍推遲，頭胎母親平均年齡達30歲，超過未進大學母親8歲。所以，知識父母在經濟條件和社會經驗上都遠遠超過了未受大學教育的下層父母，使得前者子女的智力發育和教育環境遠優於後者。 ■ 分數面前，人人不等？ 《紐約時報》中右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幾年前對美國“今天的統治階級”總結道：“（他們）在常春藤學校受的教育，主張憑才擇人，小心謹慎而又野心勃勃；來自SAT高分考生……” 溯本求源，哈佛、耶魯等常春藤大學，是美國“高考”的創始者。其出發點，正是為了逆轉豪門世家子弟的教育特權，建立社會機會的公平性。“SAT高考”創立80多年來，美國上層精英組成，逐漸從原來的aristocracy（貴族統治），演變到今天的meritocracy （能人統治）。這是美國精英教育界決不會放棄的社會工具。 雖然有各種批評，但SAT分數仍然是未來社會成就的很好預測。例如1934年，哈佛大學首次運用SAT考試從美國中西部選擇招收了10名“哈佛全國獎學金學生”，其中8名在畢業時因優異成績入選Phi Beta Kappa學社。次年，哈佛大學採用SAT考試，更選出了未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James Tobin。現代的例子，有創立微軟公司的長期世界首富比爾·蓋茨，當年以SAT1600分滿分成績被哈佛錄取。這是有長期人才培養經驗數據的美國精英教育界不會放棄“高考”的重要原因。 “反高考派”要求大學招生辦不顧或降低寒門子弟入學分數門檻，還面臨一個巨大的實際障礙：大學畢業率。美國名牌大學的成功，在於它們做到了培養高級人才回饋社會和學校本身的良性循環；學校招生的最重要考慮，是新生們確實是可造之才，而不會半途而廢，浪費寶貴的教育資源（哈佛大學每年在每個本科生上的實際花費，早已超過全額學雜費）。本科生畢業率因此是美國大學排名的重要數據，哈佛大學的本科畢業率便始終在95%以上，而許多州立大學還不到50%。哈佛大學新近的作弊事件，清楚顯示課業競爭異常激烈，順利完成4年學業並非易事。因為“SAT高考”最早是作為智商測試而建立的，常春藤大學招生辦清楚知道在智力上降低入學標準的後果。 最後應該指出，“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SAT考試，為美國猶太人進入常春藤名牌大學和上層建築，從而成為強勢族群鋪平了道路。同樣刻苦學習的美國華裔正在努力重複同樣的成就。對於近年來指數增長般來美念大學本科的中國學生，SAT考試的“減負”或許是個福音，但是如果這次SAT改革會降低高分區段的門檻，那麼對於學習已經拔尖的美國華人子弟來說並不是好消息。加州新近沸沸揚揚要將“種族”明確放入大學錄取考慮的SC5提案，在亞裔團體中的反對呼聲高漲，就再次說明華裔是SAT考試的獲益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