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造支持經濟創造性跨越的全新生態環境

http://www.CRNTT.com   2016-08-19 07:52:30

中國經濟下一個有效增長周期能否如期到來，既取決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執行層面取得的成效，也有賴於微觀市場主體創新禀賦的廣泛激活，更離不開有效的政府規制與中國社會相對內斂的文化慣性的全面釋放。 　　中評社北京8月19日電／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領銜推出的2016年全球創新指數日前發布，這項指數涵蓋了82項具體評估指標，核心部分包括全球各經濟體的創新能力和結果。在該排行榜中，中國首次入選前25位，在所有新興經濟體中排名最高。尤其在高科技產品出口比例、知識型員工、15歲青少年能力(閱讀、數學與科學)評估、公司培訓等10項指標中更位居全球首位；此外，在全球性公司研發投入、知識與技術產出、無形資產等方面，中國的表現亦相對搶眼。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評價中國經濟創新能力時表示，中國躋身全球最具創新力經濟體前25強，標誌著中等收入國家在創新力方面首次加入了高度發達經濟體行列。 　　上海證券報發表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章玉貴文章表示，並不認為WIPO這種主要依賴調查取得的數據排名有多大精確性，亦不認同據此指數排名中國創新力就已邁入了發達經濟體行列的判斷。WIPO的創新指數排名，至多只是國際社會觀察中國這些年在經濟制度改進與技術領域進步取得相關成就的一個視角。此外，從更宏觀的國際比較視角觀察，瑞士連續六年穩居全球創新指數榜首，以及像新加坡、韓國這類中小型經濟體位列全球創新指數前列，主要體現的不是多大的戰略價值，而是其示範意義。畢竟，今天全球經濟和科技創新的源動力依然分布在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等發達經濟體，而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主要新興經濟體的創新能力表現，才會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全球經濟與科技格局的變遷。 　　毫無疑問，作為當今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過去這些年取得的創新成就是任何力量都無法忽視的。中國在創新能力方面取得的系統性進步，本身也是全球創新能力提高的內在組成部分。事實上，中國各類公司在全球性研發投入方面的突飛猛進，在知識與技術產出以及無形資產保護等領域取得的顯著進步，就與中國這些年來在基礎性知識與應用技術領域逐步加大投入，以及在知識產權領域從觀念到實質性保護同步提高分不開。 　　文章介紹，最近幾年來，中國在研發方面的投入顯著加大，素來薄弱的原創能力大大提升，相關科研成果陸續表達出來，甚至出現了井噴趨勢，局部領域的企業創新活力顯著增強。統計資料顯示，中國研發經費繼2010年超過德國之後，2013年超過了日本，去年的研發投入總額達到1.4萬億元。中國業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大國，研發經費投入強度超過2.1%，在基礎研究領域取得了諸如量子反常霍爾效應、鐵基高溫超導、外爾費米子、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熱休克蛋白90α、CIPS幹細胞等重大突破。發明專利申請受理數連續5年位居世界首位。在高新技術的產業化應用方面，中國在新一代高速鐵路、核電、生物醫藥等方面也相繼取得了世界級的成就。就在日前，中國成功發射了世界上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如果能夠取得後續實驗成功，將使中國躋身全球新一代通信網絡的領軍者行列。 　　文章指出，對中國這樣的趕超型超級新興經濟體而言，局部領域取得的世界級技術進步並非新鮮事兒。客觀而言，中國依然是整體技術相對落後、技術之於經濟發展的驅動在全國分布顯著不均衡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應當看到的是，當下全球科技的發展正在發生不以政府規劃為指標參照的變化，一些研發實力強大的超級企業以及現在看起來小微但緊密對接技術與市場變化趨勢的創新性企業，在跨產業整合方面的延伸能力，對人類未來消費體驗的前瞻性研發和測試，將在很大程度上引領全球科技和產業變遷趨勢。而中國儘管開始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但後續經濟發展所受到的土地、資源、水和空氣質量等因素約束正越來越大，過去那種主要依靠資本投入、資源消耗以及充裕人力資源支撐的經濟增長模式將逐步淡出，中國必須盡快形成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內生性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質量為支撐的新格局。只是，上述有效增長格局，即便是在經濟最發達的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地亦尚未真正形成。 　　高科技突破，雄心勃勃的上海被寄予了厚望。但在中國經濟版圖中最具符號意義的上海，要想成為全球科技創新中心，並結合已有“四個中心”的目標建設，進而成為能與紐約、倫敦等超級城市並駕齊驅的最具競爭力城市，需要解決的相關約束瓶頸實在太多，包括行政管理部門高效有序的服務意識，所有市場參與主體對發展創新性產業的高度認同感、濃鬱的創新氛圍以及無時不在的風險防範意識，等等。 　　上海尚且如此，其他省(市)需要補的課自然就更多了。這些年來，各級各地政府有關支持科技創新與教育發展的措施不勝枚舉，不少規劃均瞄准了“世界一流”，目標可謂相當宏大，但真正落實到微觀層面的則往往與政策設計者的初衷相背離。中國頂尖高校與斯坦福、普林斯頓和加州理工等世界級名校的真正差距，概而言之，就是缺乏孕育一流科研成果所需要的“積極不干預”的科研氛圍。另一方面，正如蘋果、谷歌以及中國的華為從來都不是政府規劃的產物一樣，政府不要指望能複制上述企業，政府所關注的，更應該是如何做好幕後的服務，創造更適宜創新的法律和生態環境。 　　文章最後說，中國經濟下一個有效增長周期能否如期到來，既取決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執行層面取得的成效，也有賴於微觀市場主體創新禀賦的廣泛激活，更離不開有效的政府規制與中國社會相對內斂的文化慣性的全面釋放，以盡快形成催生創新行為所需要的敢於冒險與挑戰權威的創新性思維。換句話說，當今中國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將蘊藏在無數微觀個體中的營商禀賦與創新衝動激活，進一步優化產業配套環境，以早日形成能支撐中國經濟下一個增長周期的高端產業群，進而形成支撐經濟創造性跨越的創新生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