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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飛龍語中評：釋法是愛國愛港要求法律化

http://www.CRNTT.com   2016-11-08 00:03:02

中評社：根據《基本法》第158條，其中確實有講釋法是香港終審法院先提出，再由人大進行。立法原意究竟是什麽？ 　　田飛龍：在《基本法》實踐的過程中，香港和中央的溝通不暢、互信不足，導致終審法院對提請人大釋法採取迴避態度，這不足以維護《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權威。所以自1999年吳嘉玲案釋法以來，逐漸從原來的“單軌制”走向“三軌制”。即人大肯定香港終審法院的獨立裁判權，同時不排除主動提出司法指引，這也得到了香港社會、尤其是法律界的接受，如大律師公會就承認人大的權力，只認為應該慎用。 　　回歸19年以來，全國人大一共釋法5次，算得上慎用。全國人大對於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不裁決，也不對個案進行裁決，只提供《基本法》原意指引，這對香港的法治權威既是支持和保障，也有監督。 　　反對派的“破壞法治論”是一種舊法治觀，是依托於殖民地司法模式建立起來的本地普通法傳統的產物。香港的普通法不再是大英帝國殖民體系下的普通法，也不是獨立國家的普通法，而是成文法傳統下作為特殊子法域的普通法，從而必然需要受到國家法實證框架與精神的限定和塑造。香港法律界極其不適應中國法律體系的這一內部整合進程，但這是無法回避的整體國家法治進程的一部分。我相信，基本法下的新舊法理學和新舊法治模式的話語權爭奪還將長期存在，但依法治港的原則和取向不可能改變。 　　不過，這也并不意味著人大釋法需要日常性地介入香港管治細節，實現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香港法律界和香港社會普遍擔心這一點，但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基本法確立的高度自治權是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中央的治港責任主要是指導、幫助和兜底以及側重“一國”內涵的法律化，無意亦不能打破現有的管治格局。但是人大釋法走向一種有節制的、選擇性的常態化機制，是依法治港的理性要求，不可回避。這也是新法治的重要體現，需要香港司法與人大釋法之間進行更為互信和制度化的溝通合作，而反港獨恰恰是最好的切入點和法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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