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智庫：民進黨推動“文化台獨” 怎麼辦？

http://www.CRNTT.com   2017-12-06 00:12:14

台灣不可以為了任何政治理由，刻意扭曲歷史事實，欺騙下一代。 　　中評社香港12月6日電/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黃光國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1月號發表專文《台灣史、文化中國與反殖民帝國主義》，作者認為：“在民進黨推動‘文化台獨’的今日，正是兩岸學術及文化界攜手合作、重新建構‘文化中國’的最佳良機。兩岸在‘文化中國論壇’上攜手合作，不僅是為了爭取華人人文社會科學界的話語權，而且是要為陷入困境的世界文明提供一條可能的出路，這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責無旁貸的任務，必須承擔起這樣的使命！”文章內容如下： 　 　　前言 　　有一位主張“台獨”的教授講過一句名言：“有比誠實更為重要的道德，那就是‘台獨’”。我完全反對這種說法。“思源學會”與“史記出版社”聯合舉辦“歷史課綱研討會”，我的主題演講題目是：《台灣史、文化中國與反殖民帝國主義》。我的基本立場是：“誠實”是所有道德的基礎。“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中庸.第二十章》，“不誠無物”，我們在教育下一代的時候，可以因為無知而犯錯誤，但絕不可以為了任何政治理由，刻意扭曲歷史事實，來欺騙下一代。 　　基於這樣的立場，在回顧台灣史與文化中國的關係時，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德國哲學家雅斯培在他所著的《歷史的根源和目標》一書中指出：紀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間的600年，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軸樞時期”。在這段期間，世界上幾乎是彼此互相隔絕的幾個地區，分別出現了許多思想家，由四位偉大的聖哲將其整合成獨立而且完整的思想體系，他們是：蘇格拉底、耶穌、孔子和佛陀。 　　佛教在漢明帝（西元28-75年）時代傳入中國，和中華文化傳統互相結合，塑造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東亞文明。儒家文化最大的特點，便是擅長於吸納外來文化。“遼以釋廢，金以儒亡”，許多外來文化進入中國之後，都因為接受業已融為一體的“儒、釋、道”三家思想，而被儒家文化消化掉。 　　西方崛起與殖民帝國主義 　　西元一千年之前，信仰基督教的歐洲處於“黑暗時期”（dark age），和同一時期的非洲差異並不大。自西元637年起，新興的回教勢力掌控了耶路撒冷。到了十一世紀，基督教徒以奪回聖城為名，發動十字軍東征，前後八次（1096-1291），將希臘傳統帶回到基督教世界，兩者互相結合，導致十四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運動發生後，歐洲人開始探索外在世界，促使現代科學的萌芽，並使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1521年，麥哲倫帶領的探險船隊來到菲律賓。他因為捲入一場跟土著的衝突，而命喪宿霧。四十年後，西班牙派船隊征服了菲律賓。1619年，荷蘭人攻佔爪哇島上的雅加達，改名巴達維亞，並以東印度公司的名義，對印尼進行殖民統治，長達三百五十年。明代萬曆期間，這兩個國家先後來到台灣，建立根據地，展開勢力競逐。 　　南明時期，志在“反清復明”的鄭成功，率兵攻打南京失利，接受商人何斌的建議，於1661年4月30日攻下鹿耳門，經過將近一年的苦戰，終於打敗荷蘭駐軍，於次年2月1日，與荷蘭人簽訂十八項協議，取得台灣的統治權，漢人自此開始大批移入台灣。 　　在歐洲方面，十七世紀啟蒙運動發生，歐洲科學更是快速發展；十八世紀發生工業革命，到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興起，法、英、美等西方國家紛紛採取殖民帝國主義，往外擴張，尋找市場，掠奪資源，將許多非西方國家納為殖民地。 　　 百年羞辱與五四意識形態 　　中國自從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失敗之後，開始進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時期，對於西方列強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幾乎毫無抵抗能力。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推動“尊王倒幕”的武士，看到這種情形，認為這是日本向外擴張的大好時機，因而提出所謂“征台”、“征韓”論，並於1874年藉口“牡丹社事件”，發動“征台之役”。 　　二十年後的1894年，朝鮮發生東學黨之亂，政府向宗主國清朝乞援，日本也趁機出兵，因而爆發甲午戰爭。清軍大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人民群起反抗，官紳階級發起組成的“台灣民主國”潰敗之後，各地民眾紛紛組成義勇軍，浴血抗日，歷時約六個月，乙未戰爭才暫告一段落。嗣後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原住民部落的武力抗爭，持續長達二十年。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經過一個世代的勵精圖治，不僅打敗中國，更在中國的領土上，發動“日俄戰爭”(1904-1905)，打敗俄國，迫使俄羅斯帝國不得不將它在滿州的權益讓給日本。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種“任憑宰割”的切身之痛，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對自己的文化信心全失。 　　1916年，袁世凱陰謀恢復帝制，通令全國尊孔讀經，激起了一波“新文化運動”。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妥協，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來，輿論大譁，北京學生上街頭抗議，新文化運動轉變為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作為主要訴求的愛國運動。 　　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下，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界普遍盛行著三種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在國共內戰時期，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英、美的議會政治；親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然而，他們對於這三種意識形態的堅持，卻沒有兩樣。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之間立即爆發了慘烈的內戰。中共在1949年獲取政權，國內情勢底定之後，旋即發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會改造運動，最後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文化中國與“去中國化”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台灣各級學校任教的日籍教師都被遣返回國。對於台灣的歷史發展而言，民國三十八年（1949）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那一年，跟隨國民政府撤守到台灣的兩百萬人中，包括六十萬大軍，以及一群來自全中國各地的文化菁英。這些人在各種因素的因緣際會之下，被歷史洪流陸續送到了台灣，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三次的“士族大遷徙”。他們迅速填補了日籍教師在各級學校所留下的真空，開始在台灣社會中播下“文化中國”的種子。 　　在蔣經國主政的時代，跟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文化菁英，像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尹仲容等人，和台灣企業界的優秀人士，像王永慶、張榮發、高清願等等，再加上台灣民眾的共同努力，不僅塑造出“四小龍”的東亞經濟奇蹟，而且把台灣的民間社會塑造成一個“比中國更中國”的“文化中國”。 　　“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是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在1980年代提出的一個概念，原本是指離散於大陸之外的華人文化區。1994年李登輝在國民黨內掌權之後，為了從根剷除國民黨的勢力，開始借助李遠哲的“諾貝爾獎”光環，發動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410教改”，叫出“廣設高中大學、消滅明星高中、打倒升學主義”等等的民粹式口號，毫無章法地盲目移植美式教育。陳水扁執政之後，又全力推動“去中國化”，在台灣搞出一種沒有“品管”的教育。經過一個世代的荼毒，不僅塑造出一個看不到願景的“缺德”世代，而且將技職教育摧毀殆盡；自“中研院”以降的高教體系，也面臨全盤崩潰的危機。 　　面對這樣的危機，台灣學術界最重要的反省力量，就是所謂的“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這個運動落實在“台灣史”的領域，我們的首要原則，就是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建立“文化中國”史觀，嚴格界定“族群衝突”和“反殖民帝國主義”之間的區別。在台灣歷史上，發生過許多次的漳泉械鬥、閩客械鬥、原漢衝突，台灣光復後，更發生過“二二八事件”，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這些衝突都是屬於“族群衝突”。相較之下，鄭成功攻略台灣、牡丹社事件、台灣民主國、乙未戰爭、噍吧哖事件、霧社事件等等，則是不折不扣的“反殖民帝國主義”的鬥爭。用中共的語彙來說，前者是“內部矛盾”，後者是“敵我矛盾”，兩者涇渭分明，不可混淆。如今蔡英文政府為了推動“文化台獨”，刻意扭曲歷史，一面把國民政府和鄭成功打成“外來政權”；一面又全力美化日本的殖民統治。這難道不是故意在欺騙我們的下一代嗎？ 　　至於主張原住民才是台灣文化的“主體”，更是充滿了欺瞞性。最近蔡政府的“國家語言政策”之一是：“要求本國語文教育應當強化台語、客家語、和原住民族語的語文素材，與世界接軌”。事實上，目前官方承認的十六個原住民族總人數為54萬餘人，其族群人口規模從二百多人到二十多萬，最大差距達到一千倍。2001年之後，在原本九族之外，政府陸續認定的七個族群中，邵族、撒奇萊雅族、噶瑪蘭族、卡那卡那富族，和拉阿魯阿族等五個族群的人口都在二千人以下。這五個族群使用的語言已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極度瀕危滅絕”狀態。而許多平埔族的語言根本已經是處於“滅絕”狀態。“強化原住民族語的語文素材”，如何可能“與世界接軌”呢？這不是“文化台獨”的意識形態是什麼？ 　　從雅斯培“四大文明”的觀點來看，世界上構成“四大文明”的完整文化體系，其實只有四個。從文化實在論(culture realism)的角度來看，這種完整的文化體系各有其文化形態學(morphostasis)，它們在歷史上的變化，也有其文化衍生學(morphogenesis)(Archer, 1982)，是耐久而不會消亡的。 　　近代有所謂“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說法，以為來自某一國家或使用某種語言的族群就代表了一種文化。事實上，許多相信“神靈”或“萬物有靈論”的巫文化，在跟這四大文明接觸，經過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或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除魅”(disenchantment)歷程後，其核心價值觀便逐漸被同化掉，留下來的習俗也僅只留下“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fication)或“文化展演”(cultural performance)的功能。 　　再從實徵研究的發現來看，Inglehart和Baker(2000)曾經在65個國家作了三波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結果顯示：在控制經濟發展的效果之後，在歷史上屬於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儒教的三大文化區，顯現出截然不同的價值系統。 　　文明衝突與人類出路 　　在這三大文化區中，系出同源而又同樣信仰一神教的兩大文化區，一方面因為西方國家煽動茉莉花革命，搞得中東地區的許多伊斯蘭國家秩序崩潰，國際難民四處流竄；另一方面國家組成的歐盟，也因為IS不斷發動恐怖攻擊，而面臨解組的命運。在這種情況下，以“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東亞文明，如果能夠吸納作為西方文明之優長的科學哲學，以“主∕客對立”的方式，建構“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則應當可以為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提供一種替代性的出路。 　　總而言之，儒家文化傳統在經過“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的破壞之後，華人社會科學家必須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覺，願意投身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致力於從事“文化復建”（Cultural Rehabilitation）的工作，中華文化才可能真正走向“文化復興”（Cultural Renaissance）之路。在民進黨推動“文化台獨”的今日，正是兩岸學術及文化界攜手合作、重新建構“文化中國”的最佳良機。兩岸在“文化中國論壇”上攜手合作，不僅是為了爭取華人人文社會科學界的話語權，而且是要為陷入困境的世界文明提供一條可能的出路，這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責無旁貸的任務，必須承擔起這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