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

中評智庫：民族復興與多重治理考驗

http://www.CRNTT.com   2020-03-28 00:02:58

第五，共同體治理。疫情風險是對共同體秩序的重大考驗，也是價值凝聚和秩序重塑的重要契機。共同體秩序區分為“家”、“國”、“天下”三個層次，抗疫的隔離規制有助於“家”的重溫與治理，而在“國”與“天下”層次分別對應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層次，則需要更複雜的思考和應對。重大疫情的風險治理是對新時代、新治理與全新的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價值與制度考驗，中國面向世界的共同體建構與塑造之信用基礎取決於風險治理的規範性、層次性與有效性，對中國而言也是一次彰顯和改進國家治理體系及全球治理參與能力的歷史機遇。共同體起於危機，塑造於集體行動，完成於制度理性的規則化建構。 　　結語：民族復興，負重前行 　　對中國新時代而言，沒有人想到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是這樣開局的，而且連接著之前年份相當尺度的重大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驚心動魄，跌宕起伏，充分表現出世界大轉型時段千轉百迴之歷史風情。 　　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戰、香港反修例、台灣大選及武漢新冠肺炎危機，是中國內外治理秩序遭遇的結構性挑戰，這些挑戰主要不是中國的主觀失誤所致，而是中國客觀成長及治理要求不斷提升的結果。2018年之前，中國並沒有在知識和制度上準備好如何做一個對世界負責任的文明大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是一個對西方的學習和模仿者，並一度引發西方對中國“和平演變”的積極期待。這是東西方關係的一種根本誤解，也是西方世界的“東方主義”之價值濫用和視野局限性。中國與西方之關係從長時段、大歷史來看，應當是平等、競爭與合作的良性互動關係，中國文明內部是存在和平發展的天下主義共同體基因的，但西方的一元化世界觀與“異教—冷戰”思維妨礙了西方真正以平等倫理與中國相處。中美貿易戰標誌著西方最主要的政治代表對中國的戰略懷疑和遏制，貿易戰衹是藉口和第一步，而冷戰思維與各式遏制行動接踵而至。 　　由於美國對二戰後世界秩序的主導性地位，中美關係之裂變必然引發中國國家治理的刺激反應，在“一國兩制”領域便出現了伴隨性的香港反修例運動和台灣大選，造成對“一國兩制”主要示範區及未來突破區的觀念認同危機，造成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戰略性對沖。武漢肺炎危機缺乏西方“陰謀論”的充分證據，從目前來看主要是對中國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全面考驗，但西方勢力顯然對此有政治利用，而國內政治中的“反建制”力量以及民間性的異議力量受到激發亦出現了一系列的“反治理”行為。無論是西方的主動帶節奏、脫鉤還是對國內民眾情緒的精準煽動，抑或國內“反建制”力量的有意政治引導和重新聚集對新時代改革的幽怨敵意，都需要國家治理實現真正的現代化，有效展開包括信息治理、央地治理、文化治理、法律治理和共同體治理在內的觀念與制度的結構性變革。這一變革不是有些分析文章指明的、模仿西方的顛覆性政治變革，而是立足新時代基本體制與命題的治理現代化改革。 　　新時代的民族復興之路必然是充滿風險與挑戰的，目前呈現出的治理危機是長久潛伏積纍之內外張力和矛盾的匯聚爆發，我們應當有充分的戰略定力、制度自信和改革意志應對危機，從中學習、反思與進步，以負責任的負重前行，在多層次治理實踐中回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基本觀念和路徑到底是什麼的重大命題，共同塑造和見證中華文明的又一個“軸心時代”。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