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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被洗腦比無知更可怕 | |
http://www.CRNTT.com 2010-06-28 11:36:58 |
學生們從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學,“細讀”一直是他們學習並實踐公民思想的一種人文訓練。大學的人文教育也就是“自由教育”,它正是在細讀經典文本的過程中進行的。在古代,當文字被人們很神聖地對待時,無需強調細讀。像《聖經》、四書五經或其他經典,都是被讀了又讀,甚至能夠背誦的。自從有了現代印刷機,再加上社會中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普及,閱讀漸漸失去了它昔時的嚴肅性,甚至變成一種消遣。“細讀”要糾正的正是那種囫圇吞棗、粗淺流覽、人雲亦雲式的閱讀。今天的網上閱讀大多數便是這樣的粗淺閱讀。在《娛樂至死》中,波茲曼對大衆文化時代人們因閱讀和接受習慣的改變而喪失思想能力充滿了憂慮,尤其對人們放棄批評精神和懷疑態度發出了警訊。他認為,就說理而言,寫作優於口語,寫作的表述方法會對文化有較健康的影響,他在《娛樂至死》裡說:“印刷文化的認識論在日益衰退,電視文化的認識論在同步壯大。這些都會在大衆中產生嚴重的後果,其中一個後果就是我們將(因思想幼稚而)變得越來越可笑。”皮亞傑的理論是,只有口頭語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書面文字的人,而“電視文化”里的人比前兩者都表現得智力低下。 說理是一種思想能力,它要求我們盡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討論的問題,採取一種真實而客觀的態度。這就需要說理者隨時當心在說話和文字表達過程中的邏輯和論證。同時,說理者還必須能夠了解和判斷對方的態度和不同立場。在判斷說理可靠性的時候,他要同時做幾件事情,“包括把判斷推遲到整個觀點完成時做出;把問題記在腦中,直到已經決定何時、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們;用所有相關的經歷作為現有觀點的反證。還必須能夠捨棄那些同所涉觀點無關的知識和經歷”(波茲曼《娛樂至死》,2004版,P32-33)。 如果一個社會中有許多人都能夠經常地、有意識地這麼做,他們就能夠幫助提高整個社會的思維、判斷、說理能力,也能夠在此基礎上幫助維持一個理性、開放、多樣化的公民社會和民主秩序。 徐賁 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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