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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蘇聯解體20年祭

http://www.CRNTT.com   2011-12-28 09:16:33

民主固然“不能當飯吃”， 但是有飯吃也不能代替民主  　　第四，僅僅發展經濟是不夠的，人們常說，蘇聯劇變是因為經濟沒搞好，它傾盡全國之力去和美國搞軍備競賽，過高的積累率導致人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引起人民的不滿導致了劇變。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並不完全對。到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已經邁過了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階段，工業開始反哺農業，消費被作為衡量社會主義成功與否的標准大加推廣。但是當局把生活定義為沒有任何客觀、內在的意義，它們對幸福的理解就是對物質的保證，對身體主觀需求的滿足。這些人以自身的利益和生活方式想當然的認為，民衆的生活水平有了相當程度的提高，就可以抵消掉“反體制”衝動，“被禁錮的頭腦”是可以用物質手段收買的，國家既然為人們提供社會保障，提供了公共服務，人們就會滿足於過自己的小康日子，拿個人自由與安全作交換，但實際上並不是如此。  　　蘇聯到1970年代有免費教育、收費極低的兒童保育、廉價的住房、便宜的休假制度、穩定的養老退休制度、免費醫療；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居民的工資收入增長了1倍，遠高於物價上漲水平，蘇聯每10戶人家擁有9台電視機，4輛汽車，工作10年以上者81.3%的人可以解決長期住房，租房的費用只占月平均工資的2%-3%，(目前中國工薪階層房租占到了工資收入的1/3）；文化事業的發展速度也很快，1987年蘇聯人均的影劇院座位名列世界第一。從統治者的角度看，有平等沒有自由會比有自由沒有平等更能創造穩定的社會。人們在談論持不同政見時說，“他們缺什麼？高工資！公寓！他們本來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生活”，但是為什麼他們會成為“持不同政見運動的先鋒呢？”這個道理就像幾百年前但丁所說的：我個人有足夠的面包吃，我並不是為面包而呐喊。120名流放西伯利亞的十二月黨人都是衣食無憂的貴族，沙皇就一直想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造反。所有的統治者一直沒有明白一個道理：只有執政者適應歷史的面貌，而不可能使歷史的面貌符合執政者的觀念。  　　關鍵的問題就在於，上述這些人並不是為物質利益而呐喊，並不是為個人呐喊。對一般人來說，很容易把“民主與福利混同起來”，但是對知識分子而言，就個人而言他們都是既得利益者，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麥德維傑夫在沒有成為持不同政見者之前的個人工資遠遠高於蘇聯的人均平均工資。麥德維傑夫說，“蘇聯時期的很多東西不僅是靠暴力維持的，也是靠欺騙和偽造維持的。過去因為欺騙愚民，在人民有了知情權以後，對於過去的罪惡是要揭露”。因為這種恩賜的福利既沒有制度的保障，也缺乏合法的來源，薩哈羅夫說，蘇聯遺產的首要部分是人的不自由。自由思想是人的自然屬性，人民與當局的關系如同是對聾啞人的對話，這個社會抵觸情緒已經接近飽和，若不是社會自身渴望急劇變革，若不是社會的忍耐已超過了極限，靠著戈爾巴喬夫一個人的“忽悠”或者所謂的“西方的和平演變”，是不可能使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突然間由於並不猛烈的衝擊開始削弱和瓦解，這個強大國家的命運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即蘇聯這座大廈是建立在不堅固和不穩定的基礎之上的，其內部結構也有許多缺陷。如果基礎被衝毀或削弱，如果承重結構被侵蝕和破壞，那麼無論看起來多麼堅實和宏偉的建築都會倒塌，1991年正式發生了這樣的劇變”（羅伊.麥德維傑夫：《蘇聯的最後一年》社科文獻出版社2005年，278-2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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