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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何以解憂 唯有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2-01-26 09:43:18  


 
  其二,社會經濟轉型的困惑。

  三大社會經濟轉型帶來了四大問題:一是貧富差距拉大,出現了兩極分化的危險趨勢。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1%的人口掌握了41.4%財富,財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銀行聯合貝恩管理顧問公司對外發布了《2009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國內地高淨值人群(指個人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元以上),2009年持有可投資資產規模超過9萬億元,相當於中國總人口0.2‰的人,持有相當於全國城鄉居民存款餘額20萬億元的近一半資金。此外,電力、電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人數不到全國職工總數的8%,工資與福利收入總額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

  二是社會事業發展嚴重滯後,民生問題凸顯。特別是市場經濟所必然要求的社會保障制度,至今沒有建立起來。諸如就業難、上學難、看病貴、住房貴、治安亂等這些牽涉到百姓民生問題,民眾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醫療、住房稱為“新三座大山”。

  三是發展方式粗放,生態遭破壞,環境被污染。特別是水資源污染嚴重,全國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衛生問題更是十分嚴重。高投入,高消耗,帶來能源、材料、資源浪費嚴重,吃老祖宗和下幾代人的飯。

  四是權力和社會腐敗嚴重。首先一些地方或部門賣官買官盛行,吏治腐敗,敗壞黨風、政風、社風,影響惡劣。各級均有部分領導幹部涉案,有的貪得無厭,金額數以億計,有的斂財貪色,情婦、二奶眾多,群眾對此深惡痛絕。

  其次,腐敗逐步蔓延到部分法院、檢察院,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法院、檢察院,有部分法官、檢察官犯案,個別地方甚至“一鍋端”,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法院、檢察院是主持社會公道的重要機構,維護社會正義的主要力量,其腐敗使社會正義平台受損。

  第三是輿論腐敗,本來媒體是監督公權力的有力工具。但一些媒體不但喪失了輿論監督的功能,還被資本嚴重腐蝕,產生腐敗現象。

  吏治腐敗、司法腐敗、輿論腐敗,均比經濟領域的腐敗影響更嚴重,這是體制性的腐敗,值得引起嚴重關注。

  其三,市場競爭的焦慮。

  不容回避,中國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出現了某些權力精英和資本精英的勾結,形成特殊利益集團,堵塞了民眾的上升通道。這就產生了市場競爭的焦慮。社會上彌漫著浮躁和不滿情緒,幸福感減弱,失落感增加,一些教育學術領域也受到各種侵蝕。

  從互聯網上看,2011年被戲稱“最勵志”的段子是“少壯不努力,一生在內地”;“最無奈”的段子是“拼搏不如拼爹”,“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有人戲稱這是一個“拼爹”的時代,從教育界、職場到娛樂圈,“拼爹遊戲”不斷升級,既荒誕,又低俗。

  在2011年此起彼伏的校車事故後,網上出現了這樣的段子:美國的校車很堅固,因為沒人知道哪一輛校車中會出現未來的美國總統;中國的校車很脆弱,因為許多人不把普通公眾的孩子當回事。一些公眾習慣性地把對富且貴的“代際遺傳”不滿情緒,釋放到一些突發事件和事故中去,即使是政府有所作為,社會上也會充滿某種不信任情緒。

  對政府出台的任何一項決策、任何改革措施,翻看微博、論壇或網民留言板,有不少 “我不相信”的反饋,甚至出現了一些極端評價。部分網民中彌漫著一股“2012情結”——瑪雅傳說中的所謂世界末日,草根民眾對社會不公無力改變,無可奈何,產生玉石俱焚的“集體焦慮”,這很容易導致民粹主義思潮起來,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緒在到處宣洩。

  同時,追求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享受主義,卻日益成為一種社會普遍現象。金錢至上觀念有所泛濫,人文精神有所喪失,人性的物化導致一些人緊張、焦躁、精神崩潰,中國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健康堪憂。

  上述種種問題給中國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基層權力失控,社會群體性事件增加。矛盾主要集中在農村土地征用和城鎮房屋拆遷上,集中在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上。但綜觀這些社會群體事件,幾乎沒有一件要反對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也沒有一件要反中央,絕大多數爭利不爭權。只有新疆、西藏問題複雜一些,因為有外來干涉。

  在小平同志南方談話20周年之際,對中國改革面臨的態勢,我們有一些總體判斷:一、經濟保持快速發展;二、政治基本穩定;三、社會矛盾突出。

  我們還可以達成五點共識:一、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是發展經濟的最佳選擇;二、民主法治國家是長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選擇;三、公民社會是社會治理最有活力的社會選擇;四、現代科學技術是發展先進生產力的主要選擇;五、以人為本、思想自由、多元發展、和諧共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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