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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周揚:耳朵被打殘 不怪毛澤東

http://www.CRNTT.com   2012-02-26 08:52:37  


 
  “文革”之後的父親,是能深刻反思的少數共產黨人之一,以至被人看做是“黨內異端分子”。我想是他沒有把黨走過的彎路只看成是毛主席和“四人幫”的錯誤,而是有著更深刻的原因。為了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1983年3月7日,父親在中央黨校作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這個報告是中央安排的。他在報告中講到“異化”和人道主義的問題。報告說:“所謂‘異化’,就是主體在發展的過程中,由於自己的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然後這個對立面又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而轉過來反對或支配主體本身”、“由於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僕有時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轉過來做人民的主人,這就是政治上的異化,或者叫做權力的異化。”沒想到,這一段話引起了軒然大波,由此引發了批判“人道主義和異化”的重大政治事件。這一事件給了父親最後一擊,一年後他便倒下不起,直到去世。

  記得1984年秋父親住院不久,大約已進入冬季,聽媽媽說,耀邦同志專門派人送來一個西瓜,那是朝鮮送給耀邦同志的,一共只有幾個。當時反季節水果極少,不像如今一年四季水果都能買得到,所以十分珍貴。我覺得,在當時,胡耀邦同志也只能用送西瓜對周揚表示一點安慰而已。

  晚年的父親為大多數文化界知識界的人們稱頌。至死忌恨他的是極少數。袁鷹回憶1984年12月29日的中國作協四次代表大會開幕時說,周揚從醫院打來電話祝賀,“十秒鐘的簡單祝賀博得了兩分鐘的不息掌聲。”“沒有人發號令,沒有人在主席台上帶頭,掌聲完全是自發的,真心誠意的。”1月3日,356個代表自發簽名的慰問信和十一個省、市、自治區的作家代表團的聯名信送到醫院。我看過這兩封信,是用毛筆(或粗水彩筆)寫在幾張大白紙上的。這信的思想是真誠的,感情是深摯的。

  在飽受病魔五年多折磨之後,1989年7月31日,父親默默地走了。

  我從機關趕到醫院,父親已經去了。老秘書露菲大姐已到,我六神無主,全憑露菲張羅。沒多久,一些領導和父親昔日的部下也來到醫院,大家決定暫時瞞著住在醫院的母親。把父親遺體送到太平間後,我們趕緊回家布置了靈堂。院子裡已經來了不少文聯的同志,在夏義奎同志和露菲的指揮下,一切有條不紊。

  第二天開始,李瑞環、溫家寶、王忍之、朱厚澤、翟泰豐等也來了,父親生前戰友部下學生朋友,母親的熟人朋友學生,吊唁者絡繹不絕,靈堂(客廳)擺滿鮮花,只好把沙發搬到廂房廊下。院子裡排滿花圈。

  父親在三個單位任職:中宣部,社科院,文聯。也應是官方的喪事辦理單位,不過實際上來的主要是文聯的人。多半是夏義奎和露菲的部下,他們從早到晚不辭辛苦,有事我們一起商量,我就定心了。

  習仲勛同志來了兩次,關心得很具體,囑咐一定要把喪事辦好,看到他很難過的樣子,我都不知道該說什麼。宋任窮伯伯和鐘阿姨來,建議把告別式定在9月,因為8月份中央領導人多數不在北京,同時,叫我把《周揚生平》稿好好找人看看。《周揚生平》原稿是顧驤同志寫的,我作了少許修改,送交陸定一伯伯審閱。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和回稿。陸伯伯比父親有過更多的血和火的戰鬥經歷,幾十年一起工作,兩人意見未必完全一致,平時私人來往不多,他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知己。有這些可信賴的長輩的支持,我不怕什麼了。

  9月5日早上,母親坐在輪椅上到北京醫院和父親最後告別。她的眼淚早已流幹,呆呆地看著父親,撫摸著他幹柴一樣的手,坐了一會兒。她已虛弱得不可能去八寶山了。我托好朋友吳鐵梅陪媽媽回友誼醫院。一個多月後,媽媽也隨父親去了。

  父親的告別儀式十分隆重,從北京醫院到八寶山,靈車隊伍很長,前面警車開道,在長安街上由東到西呼嘯駛過,引起不少行人駐足觀看,好不威風。八寶山第一告別廳前人頭攢動,花圈一直擺到了大門口,不夠,又上庫房取。中央領導人幾乎全部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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