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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記憶：死去活來的日子

http://www.CRNTT.com   2012-05-05 08:45:56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這給我的命運籠上了濃重的陰雲。本來，從1975年1月10日我被捕以來，除了剛進來時審訊過幾天以外，其餘的將近兩年中我似乎已經被人遺忘了。每天白天面壁僵坐，夜晚在長明燈的照射下睡眠，很少有人來打擾，日子過得平靜而單調，我已經心如止水，習慣這種“生活”了。但是，毛去世的哀樂聲打破了這種平靜，我的處境開始發生了一些不祥的變化。 　　先是在一次大“查號”後把我關進了一間與其他“大號”不相連的“小號”（有經驗的老犯人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接著在10月1日國慶節那天夜里10點多鐘，我在睡夢中被叫醒，懵懵懂懂地被帶到看守所外一間燈火通明的大房子里。房間的中央放著一排長桌，桌後坐著一排人，大約有七八個。中間一個頭髮花白、文質彬彬的戴眼鏡者，像是地位最高的官員。在他們對面的牆角下有一個小方凳，我被指定在那裡坐下，一盞大聚光燈照得我睜不開眼睛。 　　戴眼鏡者最先發話：“我是許昌地區中級人民法院院長亓中山，現在宣布：對現行反革命犯馬雲龍的審判現在正式開庭。”接著，他派人遞給我一本厚厚的起訴書，說：“太長了，就不給你念了，你識字，就自己看吧。” 　　這時，我才徹底地清醒過來，一頁頁地翻看著起訴書。起訴的“罪狀”從“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攻擊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中央領導”和“攻擊河南省領導劉建勛”，以及“攻擊黨的計劃生育政策”等等，共85條，全部是我在兩年多的時間里的言論。有在課堂上給學生講課的內容，有在政治學習時的發言，也有平時和同事聊天時說的話，甚至還有在農田勞動時說的笑話……我知道，這是我的三位同事用兩年的時間精心記錄下來的，有時間、地點和在場人，甚至還有說話時我的方位和其他人的位置，相當翔實。 　　幾年後，當我平反出獄後才知道，這個案件來頭不小。那三個同事把對我的檢舉材料通過“通天內線”直接送到了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手中，紀批示給當時的河南省委書記劉建勛，劉則下令由當時河南省委的副秘書長楊錫淼帶隊，組成龐大的調查組於1974年底進駐長葛，來調查我的問題（“四人幫”倒台後，這位副秘書長作為“三種人”被抓起來了，還判了幾年徒刑。1980年代中期，他刑滿出獄後回到鄭州，專門請我吃了一頓飯，為了當年領隊抓捕我的事向我正式道歉，我接受了）。而執行逮捕任務的是許昌地區公安局的正局長朱幹（這是一個慈眉善目的老幹部，在審訊我時語氣親切而平和，但處理起來卻毫不客氣。1979年初我被“寬大釋放”後，為了要求徹底平反曾找到他家，他在家中接待了我，在我走後一星期內下達了徹底平反的文件）。這個案件曾被定為當年河南省“四大反革命案件”之一。 　　那個晚上，我一邊在聚光燈下讀著起訴書，一邊暗暗地估量著面臨的形勢：毛澤東去世後的國慶之夜，匆匆地深夜開庭，而主審法官竟然是中級法院的第一把手，這顯然是非同尋常之舉。外面的形勢如何，我在獄中無法判斷，但肯定是相當緊張了。而我知道，每到這種時候，都會有一次大“鎮壓”，以震懾社會。我的命運凶多吉少，而且時間顯然已經不多了！ 　　怎麼辦？雖然在這個不像樣的“法庭”上，除了審判者之外，沒有辯護律師，沒有一個聽眾，更沒有新聞記者（這是“文革”時期的慣例），但總還有速記員，這恐怕是把我的聲音留給歷史的最後機會，我惟有全力地為自己辯護了。 　　於是，我開始逐條地陳述和辯護。例如，罪狀的第一條是：我說過對毛主席也要“一分為二”。我辯護說，毛主席說過，世間萬事萬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難道這對他自己就無效？法官說：“毛主席是英明偉大的，沒有錯誤的。”我說：“別的我不說，把林彪指定為接班人，還寫入黨章，事實已經證明這就是個錯誤……” 　　一條接一條，你來我往，審判成了辯論，進展十分緩慢，天快亮了，法官宣告休庭。等他們吃了飯，睡了覺，再繼續開庭。可我卻無法休息，休庭時還要在監號里緊張地準備下次開庭的辯護詞……就這樣，整個審判斷斷續續地進行了一個多星期，85條罪狀才說了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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