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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一個稱謂一種修為

http://www.CRNTT.com   2012-06-15 13:33:09  


 
  甲午戰爭前後,維新思潮和維新運動興起,康有為在廣州開萬木草堂,其學生梁啟超在長沙時務學堂任中文總教習(譚嗣同任分教習),盛宣懷在天津開中西學堂、在上海設南洋公學。康梁譚辦校、辦報、辦學會、參與變法、倡廢科舉和設新學堂,與嚴複等共同成為開啟近代中國民智的20世紀的中國先生。

  譚嗣同,這位感慨“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和民本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的先生,在1898年變法失敗而有機會出國避難之際,說的是:“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刑場上觀看者上萬人,而之後“有心殺賊”的國民遠超千萬人,包括譚的粉絲蔡元培。1902年身為民間“中國教育會”會長的他,負責愛國女校和愛國學社,暗中教男生制炸彈、教女生學暗殺,後來學生多參加同盟會和辛亥革命。

  康有為,這位“公車上書”後力推“百日維新”的知識分子,在1902年寫就的《大同書》中,創造性地設計了“大同”社會里中國人從母親懷孕進入本院接受胎教、到嬰兒斷乳之後進育嬰院、3歲後再進慈幼院、6—11歲進小學院、11—15歲進中學院、16歲以後進大學院的完整教育體系,強調男女入學資格和畢業出路平等。他和他的學生、讀者,都成了國家進步的推手。

  梁啟超,這位“百科全書式”的維新首領,筆耕不止,為“興民權”而“開民智”,倡導師範教育和女子教育,改革兒童教育,期待教育出具有自動、自主、自治、自立品質,融民族性、現代性、開放性於一體的國民,“新民”。

  嚴複,這位中國第一代英國“海歸”,除了在福建船政學堂和天津水師學堂培養出中國第一代海軍人材,更以《天演論》等“嚴譯八種”傳播西學於後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振聾發聵。除了“信達雅”的翻譯三字論,他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三育論更令他成為中國構建教育目標德智體模式的第一人。11年後的1906年,王國維首次提出德、智、體、美四育並重的教育宗旨。

  1906年,自隋代起實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舉考試制度終結,同年在日留學生已達8000名以上,包括魯迅。1909年,全國5000多所新式學堂里,在校學生超過160萬人,同年“庚款興學”遣派留美學生計劃開始實施,包括梅貽琦(次年第二批包括竺可楨、胡適、趙元任)——新一代的中國脊梁和中國先生,即將從新式學堂和留學生中誕生。

  1909年12月8日,在湖南請願代表團啟程前往上海與各地代表匯合,要求朝廷“速開國會,清厘財政,以保主權”之際,32歲的長沙修業學校教師徐特立,在學校演說到悲憤處,拿刀斬斷左手小指,用斷指寫下“請開國會,斷指送行”八字,讓代表帶去請願。毛澤東後來回憶說:“這給了我對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認識。”

  1912—1949年畢業的大學生總數25.5萬人(據霍益萍《近代中國的高等教育》和《中國教育成就統計資料(1949—1983)》的數據)。學生不多,先生不少。

  1912—1949年,中國大學生不多,大學教師也不多。有學者統計,1934年,中國高校共有108所,學生41768人,教員7205人,其中教授2801人——相對2007年,中國已有2371所高校、在校生2700萬人、專任教師116.83萬人(劉超《中國大學的走向》)。

  那時大學生不多,大學教師不多,但先生不少。

  在北大,既有發起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又有政治保守而國學精深的黃侃、劉師培、黃節、辜鴻銘、崔適、陳漢章等先生。投考北大落選但發表過佛學《究元決疑論》的梁漱溟、地質學家李四光、作家莎菲、應邀從日本回國的徐悲鴻,都因主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和“教授治校”的第六任校長蔡元培而獲教席。1918年的217位北大教員中,教授90位,平均年齡30多歲;透過教學、文章和社會事務,他們的影響力波及全國,成為領導全國青年治學、愛國、改造社會的先生。

  在清華,曹雲祥校長與吳宓延聘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四大導師執教於國學研究院;羅家倫校長破格錄取數學只考了15分的錢鍾書為外文系1929級學生,後者入學即放言“橫掃清華圖書館”;梅貽琦校長與四大導師為友,延聘華羅庚,增設工學院,執掌國立西南聯大時與北大和南開名師精誠團結,釀成先生如群星閃耀之大觀。他的理論是“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

  “南開先生”張伯苓創辦了南開的中學、大學、女中、小學、研究所系列,並種下了中國人的奧運夢。他親自編劇、導演、演出文明戲,學生演員包括周恩來、曹禺。他請到徐劍生、陳子誠、阮北英、李抱忱等音樂名師,教出後輩聲樂家。他倡導“公”、“能”教育,“大家都說中國有我,中國就有辦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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