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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年談中日交惡的背景與日本走向

http://www.CRNTT.com   2014-03-07 08:59:30  


 
  針對當年日本試探性露出的“否定共識”牌,筆者曾在第一時間為《聯合早報》寫了《釣魚島爭議與日本的四張王牌》的評論文章,剖析當時日本的戰略。所謂四張王牌,一是“中國威脅論”;二是“兩岸分裂”牌;三是“經濟”牌;四是“北京怕亂”牌。

  不過,事隔14年的2010年,當日本民主黨政府利用“撞船事件”,公開否定兩國存有共識(否認與中國之間存有領土爭議)時,筆者注意到東京手中其實只剩下三張半牌。因為,原本作為向中國施壓的最大王牌,即以日本政府開發援助(ODA)為武器的“經濟牌”,已隨著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而喪失了其威力或者有被反打“經濟牌”之虞。

  但如果進一步分析,與1996年相比,“兩岸分裂”牌的威力也今非昔比。於是乎,在“撞船事件”和“購島事件”(2012年)之後,東京最得意的拿手把戲,莫過於鼓吹“中國威脅論”和渲染“北京怕亂”牌了。

  從這角度來看,一年多來,北京日益強硬的姿態,對於東京來說,也許最大的衝擊,就是東京再也不能利用北京為“維穩”而“自我克制”(日本媒體的慣用語)的弱點,施展其強勢的鄰國外交戰術。

冀圖收回三個“反省談話”

  值得注意的是,正當中日摩擦日益加劇的同時,日本與另一重要鄰國,即與日本享有“共同價值觀”的韓國,也在獨島(日人稱之為竹島)主權的歸屬問題上發生劇烈的爭執。

  至於安倍的參拜靖國神社,揚言要收回三個日本官方早年為緩和亞洲民眾不滿情緒而發表的 “反省”談話,更引起了國際輿論界的嘩然和抗議。這三個談話就是,一、1982年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宮澤喜一為收拾教科書問題殘局而發表的“宮澤談話”;二、1993年時任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為慰安婦問題發表的“河野談話”;三是1995年時任首相村山富市發表反思二戰的“村山談話”。對於這三個口惠而不實的談話,老實說,亞洲輿論界的評價並不高。但就連這口頭上的聲明也要一筆勾銷,則不能不令人對日本領導人的基本史觀及其今後的走向感到不安。

  當然,安倍首相的這些言行,並不是某些論者所說的為討好選民的政治秀(即“選民迎合論”),也不是因為一小撮右翼捆綁日本國策的結果(即“右翼綁架論”)。恰恰相反,安倍妄圖否定侵略史及其參拜“軍神”的行為,是與其第二次內閣的最大目標,即完成“告別戰後體制”的使命分不開的。這也是曾被視為“不負責任”和“無能”首相的安倍,得以重掌政權的唯一“合理解釋”的理由。

  說得更加坦率些,安倍的“告別戰後體制”,其實就是1984年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戰後政治總結算”路線和1993年小澤一郎拋出的“普通國家論”的翻版。三者的共同目標,無一不是要拋棄限制日本軍力的“和平憲法”。這個“夙願”,其實也是打從1947年日本實施戰後新憲法那天開始,與戰前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保守派人士力圖摧毀與修改的法典。安倍的外祖父,也是甲級戰犯的前首相岸信介是如此,鳩山由紀夫的祖父鳩山一郎首相也是如此;即使是被認為是“重視經濟、輕視武裝”的戰後名首相吉田茂(麻生太郎的外祖父),據小澤一郎的解讀,其內心想的也是要在適當的時機,擺脫戰後憲法對日本的牽制。

  換句話說,戰後日本保守陣營內部的“鴿派”和“鷹派”雖然時有爭議,但在憲法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是一致的,彼此之差異,充其量只是對修憲的不同時間表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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